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目前，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以上，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3%的平均水平；在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到70%左右，少数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2005年的27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超过10%，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十五”期间，中国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近60%。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第二产业和服务业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与发达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仅为40.2%，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仅为31.4%，而且大部分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更是发展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与创新服务业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约束。

一 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1.服务业中的政府规制问题

政府对于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是现代服务经济领域中研究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最终落脚点。关于政府规制，现有文献中一般认为政府应当提供一个有效、综合的政策保证，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对服务业放松管制。尼克利特和斯卡尔皮塔（Nicoletti and Scarpetta，2003）通过模拟研究和跨国比较指出政府规制对于服务业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对于ICT服务部门如批发、金融、保险和商业服务的规制可能损害新经济的外部性，对生产力的增长造成负的外部性。布兰特（Brant，2003）认为不合适的限制性规制损害了企业的动力，特别是限制服务部门的增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国政府在制定服务部门规制时，应当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中考虑问题。例如金融、通讯以及交通运输服务已经成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这些要素构成了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服务投入效率成为影响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又如教育、培训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更是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关键原因，而具体的服务政策导向将会直接影响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因此各国政府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相机而择。

2.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创新

如何计量服务业的生产率和创新是解决服务经济本质问题的关键。在著名的鲍默尔模型（Baumol Model）中存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部门，从长期看总生产率最终将被经济停滞部门所影响，经济增长趋于消失。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水平较低。沃菲（Wölfl，2005），艾金格（Aiginger，K.，2001），帕内德（Peneder，2003），尼科尔等人（Nickell et al.，2004）详细地从理论和实证出发分析了结构改变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高份额服务业与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与特定服务总需求的增加有关，这类需求增加引起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这些行业往往生产效率不高。然而随着ICT在服务领域的广泛使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的问题并不那么严重。格里利切斯（Griliches，1994）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那么低。特里普雷特和波斯沃兹（Triplett and Bosworth，2002）更是认为ICT是根治“鲍默尔成本病”的有效途径。尽管对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量依然存在概念和操作上的难题，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服务业内部生产率的差异是显著的。沃菲（2005）通过分析OECD数据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存在结构差别，一些面向最终服务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生产率潜力水平较低，而像批发、零售以及运输仓储行业生产率水平达到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2.5%。生产率快速增长行业的贡献被负增长行业的影响所抵消。

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提高生产率水平的主要途径。卡扎尼茨克和斯皮尔坎普（Czarnitzki and Spielkamp，2000）认为服务业是创新的桥梁，特别是在使用服务的制造业中尤为明显。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中R&D密度偏低。这种较低的R&D投资反映了服务创新中的一些困难。他们创新中的困难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R&D投资的外部性影响投资收益的完全收回；第二，一般从事服务行业的公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