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融体制、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金融体制是在一定的货币制度安排下，以货币当局和相关监管部门作为调控、管理和监督中心，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组织体系，以及它们利用信用关系组织调节货币流通和资金运动的形式与管理制度的总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完整的、有效的金融体制主要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六大要素组成：健全的货币制度和稳定的货币；功能齐全且分工合理的金融组织；高效运行的金融市场；健全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与金融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稳健的金融开放机制（戴相龙，2003）。

一个国家现行的金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金融创新的初始条件和现实基础，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引导着相关体制和环境的创新。按照熊彼特（J.A.Schumpeter）的解释，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或者说，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通过创新活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此为基础，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结合，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它泛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陈岱孙、厉以宁，1991）。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多采用供求分析框架，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来讨论金融创新的动机。需求方面的因素包括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风险规避、消费平滑和市场占先等，相关的理论假说如格林勃姆（S.I.Greenbum）和海沃德（C.F.Haywood）的财富增长理论，他们认为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要求避免风险的愿望增加，金融创新也随之产生；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促成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出现主要是货币方面因素的变化所引致，其目的是为了抵制通货膨胀和利率汇率波动。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金融机构本身追求超额收益、规避监管和分散风险等行为，比如西尔伯（W.L.Silber）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认为金融业回避或摆脱其内部和外部的制约是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因；凯恩（J.Kane）的规避管制理论认为金融创新主要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取利润而回避政府管制所引起的；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此外，创新的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化、技术进步、宏观经济发展都会改变投资者的风险感受，并导致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的改变。韩农（T.H.Hannon）和麦道威（M.McDowell）提出的技术推进理论就认为，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在金融方面的应用，是促成金融创新的主要成因，特别是计算机和电信设备新发明在金融业的应用，是导致金融创新发生的重要因素。

然而，一项金融创新出现之后，能否对整个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却还需要考察该项创新的采纳与扩散情况。对创新采纳的实证观察发现，在一般情况下，采纳都会被延迟，并且企业不会同时采纳某种创新，因此从创新到扩散使用要经过较长的时间（Reinganum，1989）。而且，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金融创新的扩散是双向的。哈灵顿（Harringtons，1992）指出，创新往往首先在管制较少的国际市场上进行试验，如果获得成功，随后就会被引入不同国家的国内市场；如果创新首先出现在国内市场，就会很快在国际银行业务中被采纳，并进而扩散到其他国内市场。由此可以看出，大型的国际金融市场在创新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创新的源泉还是作为创新的扩散途径，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假设一个异质的潜在采纳者群体的存在，采纳模型对创新扩散做出了解释（菲利普·莫利纽克斯，2003）。这里，事前异质性源自对采纳决策起关键作用的公司特征（如公司规模）方面的差异；事后异质性则源自包括后采纳者下降的增量利润以及下降的采纳成本等外部因素，或者源于攀比效应（bandwagon effects）^[1]这类内在因素。

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创新与金融体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以戴维（L.E.Davies）、塞拉（R.Scylla）和诺斯（D.North）为代表的制度改革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改革，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