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主题。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1978～2006年间中国体制变革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服务业增长。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事实上涉及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业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主题。自从克拉克提出三次产业相继转移与增长的理论以来，^[1]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这种观点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消费者对服务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钱纳里、库兹涅茨、赛尔奎因等人所做出的著名研究。然而，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例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册，“服务［services］”辞条，由Pertit撰写，pp.337-338）指出，“从1970～198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增长的放慢对服务部门的发展没有影响。因而服务经济的上升并不能等同于享有充分就业的丰裕社会。”“从富克斯（Fuchs，1968）到格舒尼和迈尔斯（Gershuny & Miles，1983）的所有实证研究都否认了服务最终需求量的更迅速的增长。更准确地说，从消费目的方面分析，请注意闲暇、健康、教育和住房方面的开支有了迅速的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但在每个目的中，购买商品增长快于购买服务。这说明一个倾向，即商品在替代服务——这个倾向的根源在于我们社会的物质发展。”

笔者认为，对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比重上升批评的理由至少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服务业是以“排除法”定义的，即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将非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经济量定义为服务业，^[2]这样，服务业没有统一的、明确的定义，其内部各个产业之间并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共同点；因此，很难得出其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的结论。例如，前引辞典指出，“引人注目的是目前使用这个概念（指服务）的简单性，同在经济分析范围内给服务确定定义所遇到的困难之间的鲜明对照。”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影响因素是多重的。在目前的研究框架中，对服务业的影响因素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3]因此，很难得出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关系，尽管有很多实证研究的证据，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取得一致。^[4]例如，前引辞典深刻地指出，“这些命题（指克拉克等人关于服务业增长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命题——引注）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方式，而不是原因。”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1978～2006年不到三十年间，基本完成了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的工业化，其经济规模增长了约八倍（取决于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与增长率的估计方法，例如，麦迪森［1998］、世界银行［2000］），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服务业增长，都不能忽略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个大背景。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比较，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服务业的地位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实证分析。

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体制变革对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又包括密不可分的两部分，即体制变革对服务业绝对总量（即增加值）增长的影响以及服务业相对总量（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增长的影响。

在1978～2006年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一个双重转型阶段，即由一个基本意义上的农业国（尽管已具备了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以及相当的工业基础）向现代化工业化国家转型的阶段，以及由一个全面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的阶段。这种体制变革对服务业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没有餐饮业的全面市场准入，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行业具有今天如火如荼的局面。

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体制变革对中国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作者认为，这种影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经济控制的放松，生产资源自由使用程度的提高，资源在市场的导引下，大规模向服务业转移，使服务业获得了补偿性增长，投入到服务业的资源（包括劳动力与资本）都大大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快速上升。这在数据上体现为服务业的绝对总量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