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家的中心城市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循着城市地位与作用的历史变迁之思路，思考支撑中国的超级中心城市及其格局变动，偏南一隅的广州是不是也在其列，它的演变与发展趋势能说明什么？广州——自古以来南中国大地上的一座名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化尤为多样复杂，它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今后又将如何？这是本文关注的话题。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笔者欲以城市地理学的视野探讨和解说之。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的阶段划分与对象城市

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与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笔者以改革开放起始为界，将自1949年以来的60年划分为1949～1978年阶段和1979～2009年阶段。其中，依据阶段内的社会经济变化特征，在前后两阶段中又各分四个时期进行梳理与分析。

在全国选择省级、副省级城市以及直辖市，通过对不同时期各城市中心性、城市职能的估测，比较分析广州地位与作用的演变。

（二）城市中心性评价方法

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最初用城镇的电话部数作为衡量中心性的主要指标，利用区位商计算中心性指数。其他国内外学者在克氏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研究，指标选择和计算模型均有不同的发展。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城市中心性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克氏中心地理论思想，着重考虑中心地对外的各种综合性服务活动，而没有直接用它的生产活动总量来替代中心性，同时考虑到城市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构建了城市中心性评价的指标（见表1）。

表1 城市中心性的评价指标

首先，利用方差标准化模型进行三级指标的中心性指数计算。方差标准化模型为：

其中，X代表i城市的j指标， ，为X的平均值；σ为标准差， 。其次，对三级指标的标准化值进行相加求出二级指标的中心指数： ，求得的中心性值直接反映城市在某一方面的中心地位。以往学者常常使用简单加权模型、主成分分析法等计算城市中心性指数。笔者认为，服务、科教、文化、政治、对外和流通六个方面对综合评价城市的中心地位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使用直接加和的计算方法求得城市中心性指数。

（三）城市职能分类方法

笔者主要运用“在城市经济基础分析之上的因子分析和多变量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职能的分类”。

利用Morre回归法计算城市的基本经济活动。^[1]以城市各部门基本部分的职工比重为基础，对由各城市为样本，各职能部门为变量的数据矩阵进行因子分析，最后采用主因子聚类进行职能类型的划分。为比较城市职能的强弱，借鉴Nelson城市职能统计分析的原理，构置了N=（S_i-S）/S（S_i为该部门基本部分的实际从业人数，S为所有城市该部门基本部分实际从业人数的平均值）的职能强度计算公式。

（四）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百届广交会》、《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广州年鉴》、《中国市场统计年鉴》、《广州四十年》、《广州五十年》、统计公报、中经网数据库以及各省市官方信息网站等。

二 1949～1978年广州的地位与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前的统计数据较为缺乏，难以通过定量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本阶段主要从定性角度出发，运用文献梳理法，辅以部分定量分析，将广州与当时的全国十大城市^[2]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判断本阶段广州的地位及其变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几经波折，但纵观全局，仍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广州进一步巩固了商业贸易职能，工业布局基本形成，逐渐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

1949～1952年，广州积极调整工商业，使全市工商业摆脱了困境。1951年，广州举办了华南土特产展交流会，极大地恢复了原有的商业联系，促进了华南地区与华北、东北等地商贸合作的发展。

1953～1957年，广州商业服务业突出，初步确立了工业的基础地位。国家将其作为国防前哨的同时，又通过它毗邻香港的优势，成为内地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桥头堡。1957年，广州举办首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奠定了它作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