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贩子”这个特殊群体从诞生起，就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正常秩序，给平常百姓的出行制造了诸多麻烦和不便。我们课题组在调研的半年中，曾三次上车，对乘客进行问卷调查，表1表明了旅客买高价票的比例。

表1 买高价票的时段分类和比例

从表1中可以看出，票贩子群体的存在对旅客的影响面是广泛的。因此，我们要研究这个特殊群体，认识这个特殊群体的构成与特点。本调查涉及的票贩子总数为600余名，对其中部分票贩子进行了实地观察和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对另外一些票贩子的情况我们是通过档案资料来了解的。由于无法确定被调查者群体的总体边界，加之研究者的时间和条件有限而未能做到严格的随机抽样。但当我们将观察印象、访谈资料和档案资料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就能够对票贩子群体的基本情况给出一个较为可靠的描述。

一 票贩子群体的构成与特点

票贩们按身份主要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在原籍失地的农民；第二类是下岗或失业的职工；第三类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满释放的社会黑户；第四类是其他闲杂人员。因此形成了这个特殊人群的流动性、低学历、无固定收入、去留无计划、对文明城市的消极性等多种特性。

（一）票贩子群体的构成和生活方式

调查过程中，我们对相对完整的320名票贩资料进行原籍、文化程度、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的整理和归纳，采用SPSS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同时通过观察和访谈了解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方式。

1.原籍

从档案资料分析中可看出，这支源源不断的倒票大军的来源比较散乱，被调查的320人中，涉及的地域是22个省市区。

表2 票贩子原籍

票贩们的原籍所在地虽然分散，但总体上有规律可循：东北三省约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1/3，农业大省河南排序第二，北京的近邻也是农业大省的河北排位第三，中东部内陆人口大省安徽排位第四，排序第五的是内蒙古。从排列顺序看，东北三省的倒票人数最多，原因不难得出，东三省的下岗失业人员很多。这充分说明，社会转型时期，东北老工业基地受到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1996年之前，黑龙江某林业局曾经有五六十名下岗失业的工人在北京站从事倒票，挣到钱之后，他们大都分散到昌平、高碑店一带做生意，至今还有五六个妇女长期在北京站倒票。同时也发现，像人口密集的中东部农业大省河南、河北、安徽，离开土地向北京城流动而来的农民人数较多。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影响在票贩们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生活无着落的下岗工人、流离失所的农民以及刑满释放分子汇集到北京的两大火车站，事实上已经成为北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潜在风险。中国人历来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然而，受时代背景的影响，票贩们背井离乡，远离原籍。他们割舍的不仅是乡土、乡情、乡亲，还有身后积淀千年的地域文化。他们来到北京，重新适应的是一种陌生的无根环境。在这里，票贩们一方面解开束缚他们人性的条条框框，破坏性地捞取不义之财，除了他自己，没有亲朋好友的监督，没有单位的约束，压迫他的只有生存负担，违法之后的心理负担并不沉重。当经历了第一次被抓的羞辱感之后，第二次以及第N次羞愧感已经渐渐淡化。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所有的票贩子都受到铁路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击处理，因倒票被处理十次甚至几十次已成常态。处理完毕后，他们依然故我。但另一方面他们寻找脚底下能立身的哪怕一寸土地，建筑起自己的临时堡垒。他们中很多人还想从头再来，最后能够成为北京城里的新主人。

2.文化程度

表3 票贩子文化程度

约80%的票贩子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足以说明这支倒票大军文化素质低下。票贩们的心理形成，与他们的文化程度低下有相当关系，文化程度越低，其法律意识越淡漠，违法的频次就越高。比如我们访谈的票贩“二人转”（绰号），小学毕业，有过三次离婚的经历，有过吸毒十年的经历，教唆两个儿子一起倒票，即使公安机关抓放她多少次也无所谓。

3.性别

从表4中可看出，320名票贩子中，男性占79.7%，女性占20.3%。但根据我们的实际观察和调查，女性远不止这个数字。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参与倒票的女性比例与男性大体持平，甚至比男性比例还略高一些。数据落差大的原因，是由于女性票贩子基本不在警察抓捕之列，因为她们永远处于或怀孕或哺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