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等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但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警惕：规划趋同、病态政绩观导致经营城市的畸变、政府巨额负债隐含的危机、农民进城、贫困……而其中派生的“都市边缘人”也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必须对这一特殊的人群给予充分的重视，他们关系到首都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程度，也关系到他们自身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其中，北京的“拾荒大军”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角落。他们既给社会增加了财富，也给社会带来隐患；既让废品得到了循环利用，也让城市变得混乱无序，使得城市平添了不少都市里的村庄……

伴随着国有废品回收业的萎缩低迷，北京城里的“拾荒军”不断壮大起来，他们每天都与被都市人嗤之以鼻的“垃圾”打着交道，实践着自己的“淘金梦”。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等人曾做过调查，得出的数据是，1998年捡荒的约8.2万人：来自四川的4.6万人，来自河南的1.7万人，来自河北的有1万人，剩下人数比较少的有江苏的、安徽的、山东的等等。2000年他们又做了一个回顾调查，发现这个人群已经增加到10万人。从他们的专业分工看，有4万人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人均年收入1.5万元；有2.5万人在饭店收泔水或在商场收废品，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扒居民楼垃圾道和垃圾箱的有2.1万人，人均年收入约1万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交易的约有1万多人（收入不详）。此外，约有1500人在垃圾堆放场和转运站拾捡垃圾，人均年收入约8000元。到了今天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其中河南人已经占据榜首的位置了。据一位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北京市“拾破烂的游击大队”有10万之众，另外还有20万人在大大小小的私人企业里从事废品回收，这浩浩荡荡的30万“拾荒军”每年从北京捡走30亿元人民币。^[1]

一 “拾荒大军”人员构成的特征

课题组几个月来走近拾荒者人群，通过明察暗访和个别谈话等方式，试图摸清拾荒人群骤增的成因、生存状态和活动规律的特点。我们以随机的方式对150位拾荒者进行了调查与走访，发现拾荒人群有以下基本特征。

1.人数构成以河南人居多

150个拾荒者中河南籍88人，占58.7%；安徽人29人，占19.3%；黑龙江人10人，占6.7%；其他省市23人，占15.3%。为此课题组把调查重点放在河南籍拾荒者身上。在88名河南籍拾荒者中，来自驻马店50人、信阳35人、其他市县3人；且95%以上是农民。

2.来京原因以农村地少人多相对贫困为主

河南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小麦和棉花为主要农产品，工业相对滞后。人口又是全国第一大省，地少人多，大部分地区人均土地只有一亩二分左右。驻马店的李福强在介绍他的捡拾经历时说：“靠土里刨食，吃饱肚子问题解决了，可是老人有病，孩子上学怎么办？将来孩子结婚盖房子怎么办？”他还说：“大城市，钱没腰，捡不着，熊蛋包。”“北京好混多了，这几年平均每年也能拿家来七八千块钱，再有两三年就可以盖房了。”来自驻马店的庞中勤说：“我们农村地方穷，人还没文化（平均小学文化以下），技术活不会干，就捡垃圾省心，钱也不少，去年老母亲有病，我在老家呆了三个多月，年底一算我们两口子还剩一万一千块钱呢！在北京干最让人看不起的活也比老家强得多。”

3.年龄以中青年居多

调查中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人们的印象中，10年前从事捡拾垃圾的人多数为50岁以上老年男女，但在我们现在调查的150个对象中，不满18岁的2人，18至45岁的114人，45至60岁的30人，60岁以上的只有4人。中青年占76%。

4.“夫妻店”增多

2002年以来，在北京拾荒的已婚妇女数量明显增加，据说近3年比以前至少增加一倍以上。一般夫妻店的效益都强于一人单干。在北京市社科院北边就有一户成点气候的“夫妻店”型废品收购站，已经买了一辆卡车，租了一个院子，儿子还开了个分店。他们收购的价格高，1公斤报纸付出1元3角，所以来者甚多，也有不少拾荒者到这里挣点差价。他们很本分，没有任何偷盗之类的想法，他们说：“那些偷东西的人都是些笨蛋，在农村也是没本事的。”当然这样已经成为“小款”的拾荒者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