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奇迹”的隐性风险：谨防陷入引进依赖的陷阱

2004年9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1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中，在北大百年讲堂的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专题辩论会上，樊纲、海闻、林毅夫、张维迎、易纲、周其仁等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他们总体认为，未来较长时间里，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中国奇迹”仍将继续上演。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只要利用好后发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应该可能再维持20～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最慢到2030年经济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以后超过美国。

当我们谈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此之前曾经出现的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奇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崛起的奇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亚洲屡屡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现象，都遇到了同一个难解之谜，这就是当人们开始以“奇迹”描述这种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恰恰是经济奇迹在经济危机中消失的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之后，十多年过去了，目前仍在看不到希望的经济增长的低谷徘徊。东南亚经过20世纪90年代金融风暴的冲击后，目前仍处在修复中。我们在总结东南亚经济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教训时，更多地从金融、财政、汇率等方面的因素来检讨。也就是我们更多地关注了经济系统中表现出的显性因素。如果从深层的角度来研究亚洲奇迹快速消失的原因，就可以发现在人们关注的这些显性因素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亚洲奇迹的隐性危机，即增长模式转型的危机。

由于近代以来的市场化与工业化起始于西方社会，亚洲的市场化与工业化属于是西方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导入中开始。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类型，一种是西方式的原生的市场经济，一种是在西方世界之外的通过引入后再生的市场经济。与此相对应，是两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即内生增长模式与导入型增长模式。由于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进行的市场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在不断地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推动下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那么走在世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前列的西方社会，要获得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技术和制度只能是内生的原创性技术和制度。由于原创性的技术和制度，只能来自具有原创性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社会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原创的内生的增长模式。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这一切是这样开始的——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构成现代社会与古代传统社会的分野，就在于现代社会在市场制度的框架中创造了维持自我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这就是使技术革新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增长的原因。不可否认，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曾经通过对全世界土地、劳动力和财富的掠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近代以来西方经济的增长，其根本的原因是在西方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内生的推动技术持续创新的社会机制。

由于亚洲国家的市场化与工业化是在西方国家的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起步的，由此决定了亚洲国家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何通过原创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而是如何学习引进西方国家的已有的发展成果，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由此决定了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是建立在依靠自身原创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模式，只能是以引进技术、资本为主前提下的导入型增长模式。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走的是一条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内生增长模式。实践证明，在面对已有的技术前提下进行重复开发，成本要比引进学习的代价高得多，耗费的时间要长得多。所以，亚洲地区作为后工业化的国家，通过引进技术和资本是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实现追赶战略的捷径。亚洲地区屡屡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亚洲地区在这种导入型增长模式中，获得了一种大幅度节约时间和原创代价的引入效应。

尽管亚洲国家搞得也是市场经济，也存在着激烈竞争，但这种竞争主要不是围绕建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竞争，而是引入速度、学习能力、消化能力的竞争。在导入为主的国家，也存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