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批评是党员履行民主权利，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由于在长期的党内思想和路线斗争中党内批评一直被用作为重要的手段，因此，传统的党内批评功能主要被理解并表现在思想斗争作用上。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内已经形成了整体上的共识，依托于运动方式而发挥作用的党内批评的思想斗争作用已日渐式微，当前党内批评难以开展，开展又更难以收到实效，已经成为党内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之后，党内批评的功能却缺乏相应的调整，没有发挥其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党内批评工作的正常开展，还是从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出发，都需要重新调整党内批评的功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党内批评作用的转变，就是要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为出发点，以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目标，充分发挥党内批评作为党内监督领导干部工作绩效的重要功能。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建设到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使中共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中，包括要加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内批评作为党员开展党内监督的重要权利和途径，重视和发挥其对领导干部工作绩效的监督功能，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党内批评功能的变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明晰其在新时期的监督功能，有助于重新发挥党内批评的作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一 党内批评功能的变化过程及特点

党内批评工作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其功能和作用必然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笔者认为，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党内批评的功能和作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的变化，即由推动“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为主向推动“工作绩效监督”为主转变。

（一）从延安整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党的工作中心是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全党的思想统一

以延安整风为契机，党内批评作为延安整风自始至终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建立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有效途径，并使全党从上到下取得了思想统一，为中共取得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内批评作为党员履行民主权利，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方法，始自于延安整风运动。从中共成立到延安整风前，党内一直经受着“左”和右的思想影响，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从1921年7月一大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党的领导层经历着激烈思想路线斗争和频繁更迭。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但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跻身最高领导层、只是获得了最高决策的参与权，而非党内甚至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因为，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军队的负责人（即‘下最后决心者’）是周恩来”。^[2]从遵义会议之后直到中共七大，经过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经历了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历程，这期间，两次挑战最为严峻：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经历的最大挑战来自于张国涛的分裂主义；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来自于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袖自居的王明的挑战。

在这两次较量中，张国涛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行动上，这种明显分裂党中央的行为在毛泽东的果断决策下及时为大部分领导察觉和反对，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张国涛被迫承认自己的错误。相比较张国涛行动上的挑战，来自于王明的思想上的挑战更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更具有威胁，这种情况在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显得更为严重，“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迷惑了一部分人。”1938年3月，中央根据王明的提议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