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众多的具体结论，而且在于它提供了如何理解政治生活的途径。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如果不是在“怎么办”，而是在“为什么”的意义上深入研究，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仍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和引导。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也就是发掘它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发展中的解释力，并以此指导政治发展的实践。其中，总结、概括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来解说，这是具有首要意义的研究工作。本文仅就社会转型及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些思考。

一 社会转型：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建构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发生在我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我们自然会用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工具，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同时也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框架。历史地看问题，社会转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表现，通常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这种历史变迁就是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整体建构。生产力是建立在人的要素、生产工具的要素和生产资料要素有机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对生产关系有确定的需求与要求。现代生产力在器物层次上以高科技支撑的机器为代表，它同时表明，人的要素和生产资料的要素均与这样的生产手段一体化，由此形成了现代生产力的性质，其外在的表现是生产力的社会性、高科技性与高成本性。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现为该种生产力的社会归属与管理、生产过程的科学化组织及消费品的分配。马克思主义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这种解释同样可运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这种解释能够说明转型期中国已经经历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正像社会学家和现代化理论的专家做出的判断那样，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起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是现代生产力在古老的中国孕育、成长的过程，是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基础的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从早期阶段说，作为中国现代生产力主体要素的人，并非以现代产业工人为代表，而是以现代军人为代表。就是说，中国的现代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并非通过现代产业的迅猛发展而迅速形成，而是通过战争和现代的军事组织培养起来的。特别是作为传统生产力代表的农民经过战争和军队的训练而具有了现代生产力的许多特性。例如他的组织性、协同性、服从精神、适应社会化的能力等，均具有了现代生产力主体要素的一些特性。应该说具有现代性的战争塑造了中国现代生产力的主体要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由几十年的战争培养起来的现代生产力要素分布在城市和农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但是“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转为工作队”，“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1]随着国家的诞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个历史周期，经过革命与战争的激烈表现而基本结束。军队的指挥员变为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以及城市与农村社会的组织者、管理者。一种与这样的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迅速确立起来，这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很快体现出它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和促进这种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2]

但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并没有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完成。城市与农村，生产力的社会化失去了市场化的路径，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