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治国理念和长期奉行的治国准则，不仅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涤荡、锤炼、丰富和发展，早已积淀为博大精深、系统完整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珍贵的思想体系，而且经过历代“明君”、“贤臣”的治国实践和不断扬弃，也已成为凝聚人类智慧、体现人文精神的治国安邦的宝贵财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深入研究民本思想，传承民本精神，从而实现对民本的超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民本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民本”一词源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春秋榖梁传·桓公十四年》的“民者，君之本也。”早在殷周时期便产生了民本思想的萌芽。那时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已经看到了民心向背对政治的影响。《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记载了尧至西周若干政治家的言论和某些重要历史事实，具有较为丰富的民本思想。《尚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尚书·多方》提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盘庚》有“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的记载。《史记·殷本记》记载，商汤王明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周初，统治者为了充分扩大和巩固其统治，周公曾提出“敬天保命”、“怀保小民”（《尚书·无遗》）的思想，主张注重人事，肯定人为的重要性，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以德行事。当时“保民”、“爱民”、“得民”、“息民”、“利民”、“恤民”的主张，随着民重于天思潮的兴起，促进了民本思想的形成。春秋之际，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不少思想家进一步看到了民的价值和意义，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的命题。“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子三十二年》）因为“天道远，人道迩。”主张将施政的中心放在民上。诸子百家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治国主张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设想。

儒家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不仅提出了殷周以来的“重民”思想，而且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仁”的思想。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所重：民食、丧祭。”（《论语》·颜渊）孟子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本思想，论述了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君权民与的观点，认为“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上》）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提出了人心向背律，认为要取信于民，就要“得其民”、“得其心”。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结果，“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主张“施泽于民”、“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爱惜“民财”、“民力”；重视“民事”、“民时”；“制民之产”（《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为了追求“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天下统一的社会，把人民看成是国家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荀子·致士》）认为“天子生民，非为君也。天子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他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略》）的比喻说明民众对国家兴亡的关系。在他看来“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荀子·天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为此，应当实行轻徭薄赋和藏富于民的“裕民”、“惠民”政策，（《荀子·富国》）要“生民则致宽，使民则机理”（《荀子·王霸》），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安定“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墨子提出了以“兼爱”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并将“尚贤”、“尚同”、“节用”、“非攻”、“非乐”作为“兼爱”（《墨子·兼爱下》）的具体表现。认为只要大家“兼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