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是从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一词借鉴而来的。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风行的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强调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主张所谓的价值祛除，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大量的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被引用到政治学研究中来，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出现了很多新的政治学流派，形成了许多新的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生活的解释也进入了更深更广的领域。行为主义革命首先是科学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滥觞的结果。科学主义的首要原则是，在分析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某种理论或假说，必须能够用普遍适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根据这一原则，政治行为主义把政治研究的旨趣定位于经验命题，而不是规范命题。经验命题是以经验世界的证据为基础的，因而是可以验证的，即可以判断一个经验陈述是真是假；而规范命题陈述的是价值判断、个人偏好，是无法验证的。简言之，“科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不科学的传统主义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价值中立”，后者坚持价值至上。因此，政治行为主义认为，在批判传统政治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理论应是分析的、解释的。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政治学即使不能完全祛除价值，“也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或者至少不能把价值视作科学上需要下工夫研究的部分。”^[1]从这种观点出发，政治行为主义把自己的研究的基本单位概括为“行为”，而不是制度。在政治行为主义看来，尽管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身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政治学者应该着重关注的是政治机构的活动，以及围绕它所发生的行为。即使有一天他们可能需要使用历史资料，或者研究政治体系的法律方面，也不否认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必须认识到，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制定、遵守和违反法律的是人，制度不过是行为模式的组合。因此，分析人们的行为是解释一个政治现象的重要手段，具有解释的实证意义。

鉴于行为主义分析的实证意义，笔者就以2003年在深圳、北京发生的一系列众多非组织提名的候选人自主参选人大代表的事件为分析对象，以期了解在这次选举事件背后的作用力。长期以来，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实际上更多地是以“酝酿”、“协商”等话语来安排选举结果的，公开地竞争实际上并不被鼓励和认同。虽然多年来也不断有人试图从体制外去挑战这种选举的潜规则，也都属零星的个别案例。^[2]但2003年在深圳、北京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出现高频率、多发性的“民荐候选人”和“自荐竞选者”的竞选现象，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新动向。所谓“民荐候选人”，指不是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而是由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所谓“自荐竞选者”，是未经法定程序成为正式候选人，主动向选民自荐，与正式候选人竞选，希望投票时能在“另选他人”一栏中选他。“民荐候选人”和“自荐竞选者”都是非组织认定的候选人，在此，为了方便说明，把他们统称为“独立参选人”。

2003年深圳竞选共有十余个独立参选人，而北京竞选中独立参选人的人数更多，其中被媒体披露的就多达20余人。在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为非中共党员，他们以公民的资格来参选，一是“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宪法权利在公民个人身上得以觉醒，二是《选举法》中许多关于选民政治权利的条款得以活生生地体现，激活了我国现行体制和文本制度中长期沉寂的多种民主基因。加之选举的群体效应和有关媒体的充分跟踪报道，使得这两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显得颇具影响力。

在我们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维权者和民主的理想者的亲自实践，这在我国的政治发展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现象。尤其是北京竞选更能说明具有中等以上收入的人群为了维护经济上的权益而诉诸于政治的大胆尝试。分析一个行为不仅要从当事人的动机和目的着手，以当事人的背景来深层次挖掘动机背后的潜在影响因素，也是理解一种现象的一种途径。根据笔者的了解和对资料的搜集掌握，本文拟从这些参加深圳、北京竞选的独立参选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