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2年开始走出通缩，经济增长突破了七上八下的增长格局，经济增长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但这一增长又包含了以往增长中很多不同的动力因素和潜在的挑战，正值得我们大家去研究。而在国际上，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主流的理论体系，将宏观和微观长期割裂的状态统一，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工业革命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增长的理论命题，试图解释从落后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增长理论，提出了自然演进、外部变化等一系列经济增长理论命题。将中国的增长实践和规范的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制定都是有意义的。

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卡尔多的“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归纳刻画了稳定路径（Steady state）。我们也开始探索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这些归纳典型化事实和理论解释成为我们经济学者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系统地归纳中国的典型事实，但可以观察到和卡尔多典型化事实不同的事实，正是这些事实帮助我们进行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思考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并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探讨。

本文是一篇带有综述性探讨讲演，目的是引起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沿问题的兴趣和探索，并非给出答案。本文分两个部分，一是典型化事实和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探讨；二是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探索的一些问题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理论看法。

一 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和理论解释

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个较好的模型所反映的典型化事实是什么？在1958年，尼科拉斯·卡尔多用6个“典型化”事实对此进行了总结。尽管可以质疑是否属实，但都具有“典型化”特征，经济增长理论也由此展开、再现这些典型化事实，并受其评价。卡尔多对发达国家的6个“典型化”事实为：（1）人均（或每工时）的实际产出在较长的时间内是以不变的速度增长的（或多或少），即稳速增长；（2）资本存量以不变的速度增长；（3）产出和资本存量增长速率大致趋于相同；（4）除非需求剧烈变动，资本利润率有一个水平的趋势；（5）人均产出增长率在不同国家间是非常不同的；（6）收入利润份额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有较高的投资产出比例。其中（3）和（4）的“典型化”事实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是不变的。（1）、（2）、（3）、（4）的“典型化”事实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稳定状态”，成为了经济增长理论必须再现的“典型化”事实，也被定义成经济增长解的必要条件（索罗2005，左大培2005）。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沉迷于“稳定状态”的模型推导中了。

在20世纪末，增长模型一方面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内生化以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很大的发展可能也源于美国新经济中的很多新事实，但没有新的典型化事实归纳（时间太短）；另一方面则是工业革命理论，出现了卢卡斯等一批学者对重新探索从落后变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典型化事实的描述，希望把现代增长理论研究引入到发展经济学中，探索哪些国家能赶超，其增长是如何实现的。如卢卡斯（1988）曾指出：“事实上，我猜想我们之所以将‘增长’和‘发展’视为不同领域，是因为增长理论被界定为经济增长中我们已有所理解的方面，而发展理论被界定为我们尚未理解的方面。”

从现在的世界发展看，工业革命的第一个典型事实是：工业革命突破了“马尔萨斯”均衡（见图1），经济增长突破了人口的限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基本上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Madisson（1982）估计从500～1500年这一千年间欧洲的经济增长几近于0；Lee（1980）则指出英格兰1800年的人均实际工资与1300年基本相等；Kang Chao（1986）估计中国19世纪末期的人均实际收入还低于该世纪初；Mokyr（1990）、Pretchett（1997）也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也只是几个世纪的事情。与此相对照，人类早期的人口增长也很缓慢，Livi-Bacci（1997）估计公元元年～1750年的人口增长率为每年0.064。所以，早期的人类基本上受制于自然和土地，经济呈现出马尔萨斯所描述的停滞状态。工业革命才突破了马尔萨斯困境，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