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贱卖”和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场争论已公开蔓延到监管部门高层这一层面。而在金融业界和学术界，这场争论早已沸沸扬扬。

前些天，建行郭树清行长回应“贱卖”论答曰：“建行的投资亮点之一就是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加盟。战略投资者会改善公司治理，会带来技术支持，会与我们一起来共同面对未来的市场风险，这些都是无形资产性质的收益。所以就转让价格而言，也大大高出账面净资产”。试问没有国家耗资4600亿的“财务外科手术”，建行这个“人造美女”能卖到那个价钱吗？政府的“真金白银”远比对外国投资者的美好愿景来得实惠得多。

其实所谓“贱卖”也好，“贵卖”也罢，技术细节耳，远远未能触及问题之根本。“贱卖”之争的实质是金融改革的路线之争，即当下注资、赎买、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方式是否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银行，使之走上市场化之路？是双方论争之焦点。

当下力推大举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主要动因在于：引入外资可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单来讲，引进外资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导思想是：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信用文化。

如此，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真能如愿以偿吗？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1999年以来，国内某银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是像成本分摊方法之类并非核心的技术，问他们也不肯说。对此，穆迪（MOODY）投资今年6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的确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只可能是财务投资人，将其引入期望能带来“技术性溢出效应”的理由何其苍白。

改善公司治理，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路径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果真“一治理就灵”吗？诚如Cadbury爵士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各式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发挥作用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现代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理念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想复制国外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远不在公司内部，而在于公司外部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体制性变革。光靠引入几个外国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许小年先生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的倡导者。许先生曾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会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会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近年来不断曝光的跨国公司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面前，许先生的愿景成真可能远比“千点论”的实现要困难得多。

其实中国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远非银行体系自身那么简单。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金融风险，有相当的部分事实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根据央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中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由于行政干预形成的银行不良资产要占到不良贷款总额的8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仅占总额的20%。颇令人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竟然70%以上取决于金融运行的体制环境。

基于人民银行和社科院的研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