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亚洲的金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的。在此之前，尽管亚洲也有过一些经济与金融合作方面的尝试，但是在总体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认识到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改变了这种局面。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多方面的。除了暴露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之外，它还使各个国家和地区认识到，仅仅在经济发展上独善其身是不够的，因为即使本国的经济状况相对健康，但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也仍可能使自己难逃劫难。例如，计量分析表明，韩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而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传染效应^[1]。金融危机也使人们看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措施使得总体情况更加恶化，要摆脱这种导致“共输”的“囚徒困境”，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可能不足以和国际投机资本相抗衡，但与此同时，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援则显得迟缓而软弱，并且附带着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更多的是出于保护西方贷款者利益的目的，而且常常拘泥于“华盛顿共识”而忽视亚洲地区的具体情况。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不仅使它受到激烈的批评，也使原本就对“西方”抱着某种警惕态度的亚洲各国进一步疏离了前者并强化了对自己亚洲身份的认同。但是另一方面，亚洲本地的区域型合作组织，如东盟（ASEAN）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令人失望。显然，由于这些合作组织在运作机制上的松散和非正式性，它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很难有所作为。要有效地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将其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就必须寻找更为可靠的合作机制。

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相对应，亚洲金融合作的另一个促进因素则是来自欧盟的正面经验。从1952年7月25日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直至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的诞生为世界其他地区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组织树立了一个典范；1999年欧元的启动也给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带来了极大的启示。货币的统一消除了欧盟内部的汇率风险，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并提高了价格的透明度，促进了货币区内部的贸易。例如欧盟委员会估计，因统一货币而节省的交易费用约占欧盟总体GDP的0.5%。与此同时，统一货币也增强了欧盟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对美元的霸权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些都是令长期对“不公正”的世界经济体系和美元政策心怀不满的亚洲国家所羡慕的。欧盟的诞生过程证明了正式的制度安排与货币政策自主权的让渡在经济合作当中的重要性，这些与亚洲合作机制中的传统理念截然不同的经验无疑是非常宝贵的。

推动亚洲金融合作的另一股力量是亚洲实体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亚洲内部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例如，东亚内部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1%上升为2000年的46%，而地区内部进口比重则从1980年的31%上升为2000年的53%。亚洲区域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在增大金融合作需求的同时，也为后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还需要指出的是，亚洲金融合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于亚洲经济体自身，也来自于外部国际社会，包括投资者与国际经济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国际金融体系的可靠性，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绝不会局限在某个地区之内。在金融危机暴露出亚洲金融体系的种种缺陷之后，人们正致力于打造一个更为透明、统一、完备的金融体制，而这显然不是仅仅靠亚洲各个经济体自身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区域金融合作是必要的前提。

二 亚洲金融合作的进展

在意识到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之后，亚洲各国针对合作的具体模式提出了各种方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因此，不难理解，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方案都把重点放在了危机救助方面。其中最早的一个方案是1997年9月日本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其内容是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在对IMF失望之余，不少东亚国家对这一方案表示欢迎。但是美国和IMF强烈反对AMF构想，它们认为AMF与IMF业务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