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来，经济学界一直在流行一种对中国改革路径的质疑声浪，例如，“中国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制订方案”、“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差异是源于改革方针的失误”、“中国经济正出现殖民化倾向”、“国有商业银行股权被贱卖，中国金融安全将遭受威胁”，等等。这些议论，尽管有些刺耳，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即：经济学界能对中央的既定政策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这本身说明，中国的学术自由度在提升。我一直认为，在经济政策研究上，一定要有宽松的氛围，放手让大家发表意见，这样，即使不能保证一定有正确的政策选择结果，但至少可以降低决策的误差率。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让各种意见和观点都做出充分表达，我们的决策层才有更大的权衡和选择空间。

在中国改革开放问题上，中国经济理论界出现的分歧实际上是经济价值观和中国发展战略方面的认识分歧，这种分歧的背后是如何认识全球化和利用全球化的问题。只有进行这样的思想定位并联系世界发展史进行考察，我们才不至于被国有股权是否被“贱卖”这种低层次的技术层面的问题缠绕，才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羁绊。

一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研究中，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问题，即：为什么在公元十一二世纪经济技术就一直领先世界各国的中国没有在18世纪出现工业革命，为什么这场工业革命能在欧洲特别是英国这样的国家中率先发生？显然，只有理解了这个世界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最重大事件产生的真实背景才能更深入地探究促成这场革命的最后原因。

顾准先生曾经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原理出发对工业革命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发生的原因进行过考察。他认为，欧洲的城邦经济本身就有利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城邦经济在孕育工商业发展时也容易使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反过来又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之所以在唐宋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迟迟不能孕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本质上是封建宗法经济，以地主为代表的封建法权关系以农村的地主为政权基础，以轻商抑工为基本特征，这种强大而顽固的封建法权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产生的严厉压制作用是工业革命在中国无法出现的基本原因。

日裔美籍社会学家福山也对欧洲所以能出现工业革命做过一个社会学解释，他认为：家庭结构和遗产分配传统是工业革命所以能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家庭的老人死前总要把财产大体平均地分给自己的子女，这虽然有利于孝道流行，但也助长了中国家庭的子女们守望祖业不思进取的倾向。欧洲则不同，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自古以来就流行将家庭财产传予长子的习俗。这样，次子以下从其受教育开始就必须树立自我创业独立奋斗的观念，这样在欧洲就特别容易形成发明创造和自主创业的风气。福山认为，这也是欧洲所以能出现工业革命的社会学原因。

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以翔实的史料，充分论证了早在1400～1800年这400年中，亚洲的中国和印度就已经在全球化中居于世界贸易中心地位。在这个历史时期，全球贸易活动以白银资本的流动为标志形成了美洲白银流入欧洲，流入欧洲的白银总量中近50%又通过和中国、印度的丝绸、瓷器、水银、茶叶等商品进行交换后流向亚洲，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三角形贸易局面整整持续了400余年的时间。据统计，美洲仅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生产了白银37000吨和75000吨，这两个世纪中有81000吨白银被运往欧洲，运往欧洲的白银又有39000吨被运往亚洲，其中绝大多数又流入了中国。白银所以能从欧洲流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以白银为货币币材，流通中大量需求白银，并且，在中国，白银与黄金的比价明显高于欧洲；二是证明欧洲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大量白银充做了抵补贸易赤字的支付工具，中国在当时就成了具有巨额贸易顺差的相对富强国家。那么，为什么欧洲能从美洲获取大量白银呢？其答案就是欧洲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成了第一轮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