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额增长迅速。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9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55.9倍。1978～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幅度高达20.72%，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年均增长水平。这种高速度的贸易增长使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仅仅意味着一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规模，而后者则更注重于贸易发展的质量。从一国整体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贸易发展的质量要远比贸易规模重要。只有当高速贸易发展建立在效率型和内涵式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宏观经济可持续效率化增长的要求。但是，从我国现实的对外贸易发展结构来看，目前我国所取得的成就距贸易强国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距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虽然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初步的。其中，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种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品的大量出口，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大国家来说，不论在资源供给的可持续上还是在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上都是不相适应的。近年来，国内媒体频频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实际上与我国现行的以简单加工制造为主导的粗放式经济与贸易发展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国际上出现的所谓的“中国价格”（China price）则从另一个侧面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诠释。毫无疑问，“中国价格”概念的出现，虽然揭示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事实，但同时它也隐含了这种高速的、粗放式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对世界经济环境的冲击。

如果撇开这种冲击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不谈，仅就我们自身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对要素资源的过度依赖与自我供应能力之间的差异推动了世界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扬，而原材料价格上涨与我国相关行业缺乏自组织能力所导致的不具有国际要素市场定价权的情形相结合，则必将大大提升我国进出口关联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弱化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这种冲击也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可能面临的冲突隐患急剧上升。2005年前三个季度，我国遭遇各类贸易摩擦的涉案金额已达89亿美元，贸易摩擦由产品、企业层面上升到行业、政策和体制等宏观层面。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除了存在于传统领域之外，还会向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要求等领域发展。因此，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强化各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等综合竞争能力是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高效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二 有关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现状

有数据资料显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资源及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著名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为代表而提出的“普雷维什—辛格”命题，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历史数据，论证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从而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贸易互利性的基本结论提出了质疑。尽管人们对该理论存在着种种争论，但相当多的经济学家都把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比重上；然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最近几十年的出口商品结构变动进行研究的结果却表明，把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仅仅看成是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是远远不够的，要彻底从根本上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普遍提高制成品出口比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制成品的技术含量。^[1]而且，当代经济学着重强调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性，即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地创造出来。^[2]根据发达国家贸易发展路径及其依赖的理论基础，可以规划出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优化的三阶段路径：第一阶段，贸易动力主要来自于自然禀赋所构成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利用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优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