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日本政府在年度《通商白皮书》中发表了题为《面对21世纪对外经济政策挑战》一文，其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模式”已经结束，并预言东亚将进入真正的大竞争时代。五年之后的现阶段，东亚经济的发展的确已进入一个新时期，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展现有效性的时代，东亚经济区域合作进展缓慢，日本经济的动荡、中国经济的崛起被认为是主要问题所在；但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本文认为由于“雁行模式”在东亚地区仍具有存在的基础，因此，发展“雁行合作模式”之于中日经济合作与发展、之于东亚经济进程中的新选择，在2008年乃至近一个时期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 “雁行合作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雁行合作模式”的理论基础源于“雁行形态”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依据“雁行形态”理论^[1]，在东亚地区呈现出“经济奇迹”。而后，随着东亚地区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亚洲“四小龙”的赶超、中国的崛起等要素的影响，关于“雁行形态”下“雁行模式”已经衰微的争论甚嚣尘上。本文认为，在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启用“雁行合作模式”这一具有基础的、过渡性质的合作模式将更加有益于本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这一合作模式的可行性首先在于它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内涵。

（一）“雁行合作模式”的理论基础——“雁行形态”论

“雁行形态”理论最早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后经其弟子小岛清等人完善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赤松要1935年发表的《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一文中，他通过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产业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发现后进国国内工业品的生产经历了“进口→国内生产→出口”三个环节并呈周期循环，形状酷似飞行中的雁阵，故称“雁行形态”理论^[2]。这种三阶段“产品周期循环论”是对“雁行形态”理论的最初表述（如图1）。

图1 “雁行形态”理论基本型

其后，小岛清对“雁行形态”理论进行了分类，把赤松理论中的基本型、引申型分别称为“生产的效率化”和“产业的多样性、高度化”，并提出，一国国内消费品进口、生产和出口→资本品（低附加值制成品）进口、生产和出口→高附加值制成品进口、生产和出口依次继起形成“雁阵模式”；而且认为国与国之间同样存在这种转变，即“生产的国际传导”，这一传导机制表现为：一国国内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出口三组动态进程依次从先进国向后进国传递。再后来，日本学者山泽逸平将“雁行形态”理论基本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一国国内产品经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增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即“五阶段说”，从而更详尽地论述了后进国是如何从先进国引进产品和技术并最终实现出口完成赶超的历程。日本另一位学者松石达彦还曾提出“四阶段说”，即“消费品进口→消费品进口替代→消费品出口、资本品进口替代→消费品出口减少、资本品开始出口”，此理论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进了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

但最终把东亚经济发展置于理论基础之上的仍然是小岛清，是他基于“雁行形态”理论提出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核心的“边际性产业扩张理论”。

小岛清认为，投资国进行外商直接投资应从其“边际性产业”^[3]开始依次进行，即首先把在投资国已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同时在受资国具有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另外，小岛清把外商直接投资分为顺贸易导向型和逆贸易导向型。前者是指投资国把国内边际产业转移到受资国，使其得到发挥潜在优势所缺少的经济资源，同时也为本国产业结构升级让渡空间，在此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处于互动关系，并以增进两国福利为终结目标。同时，他也提出，日本的顺贸易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东亚地区“雁行发展”的主导因素，随着某一产业在某一受资国比较优势丧失，日本会向更低层次的国家转移，实现“直接投资前线的扩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沿着“日本→‘四小龙’→东盟及中国东南沿海”的垂直梯度展开的。随着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种梯次转移在动态循环形式上勾勒出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为“雁翼”、东盟和中国为“雁尾”的“雁行模式”。进入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