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在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中，安全环境显著改善，但从全球横向对比来看，非洲依旧是冲突点最多、动荡最为频繁和最不安全的大陆。在近十多年里，中国全面“走进非洲”，经贸规模超越欧美，对非投资援助额大幅度增长，百万华人和2000多家中企遍布非洲各个领域，非洲相对恶劣的安全环境使得其成为中国全球海外利益保护最为迫切的地区。与频繁的政治互动、紧密的经贸合作相比，对非安全合作是目前中国对非合作的一块短板，2012年7月，胡锦涛主席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首次把安全合作作为中非关系未来发展的重点，发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要求加大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力度。未来中国在开展对非安全合作时必须要考虑非洲特有的历史经历、冲突模式和发展水平，应建构出符合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新型安全合作模式。本文将从阐述非洲安全治理的特点出发，结合现有中非安全合作的状况，探析未来中非安全合作的新路径。

一 非洲安全治理的趋势与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非洲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安全形势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主导。一是冷战两极格局，在这一时期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国内动荡的背后均有美苏争霸的影子，如1977～1978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战争，以及发生在安哥拉、莫桑比克的长期内战。二是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隔离运动，多数的地区战争和冲突表现为非洲国家对欧洲宗主国的武装斗争，同时在南部非洲还形成了对抗南非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的准军事联盟——“前线国家”。随着冷战结束，1990年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的独立，以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之前影响非洲安全的主导因素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被美苏争霸所掩盖和抑制的非洲自身矛盾开始暴露，非洲政治中出现的两个新因素开始对非洲安全起到主导作用：一是冷战后在西方推动下，几乎所有非洲国家在一夜之间转为多党民主体制，西式民主和非洲本土政治的磨合开始成为影响非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二是多数非洲国家领导层均是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出现了一大批治理能力缺失和不足的新政府，国内安全失控成为非洲的主要表现。加之毒品走私、气候变化、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发酵，非洲安全问题呈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几乎每个非洲国家都要面对多样的且形式各异的安全威胁。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002年非洲联盟取代非洲统一组织后，在安全理念、机制和资源配置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同期非洲安全治理问题亦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国际社会从多方面参与进非洲安全领域，在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下，非洲的安全治理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由多层次所组建的安全治理体系

非洲安全治理结构总体上是基于联合国、非盟、非洲次区域组织多层次协调合作上所构建的。全球层面上，联合国是非洲安全治理的主要力量，联合国安理会60%的议程或决议涉及非洲，目前14个维和行动特派团中有7个部署在非洲，^[1]在处理非洲重大安全问题上，联合国以《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区域办法”为原则来履行对非洲安全上的义务，^[2]在具体实践上，联合国通常秉承“非盟优先”的思路，安理会决议或方案一般都尊重非盟意见。非盟是非洲安全治理的核心机构，扮演决策者和授权者的角色，在安全机制建设上，非盟已同欧盟一样，逐渐形成全球最为完整的地区安全机制，非盟和平和安全理事对非洲内部冲突、政变等安全问题的责任判定和决议具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并有权实行强制维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在安全问题上应服从非盟的统筹和调遣。非洲次区域组织是非洲安全治理的具体实施者，近年来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安全治理中最棘手的“兵力”问题大多都是分摊给非洲次区域组织。

（二）在安全理念上，国家主权安全与人的安全并重

非洲在冷战后面临的安全威胁源发生了重大转变，外部侵略与颠覆或是领土争端不再是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国内层面上的安全态势成为主导。部族冲突和屠杀、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成为当代非洲安全问题的集中表现，更多的涉及“公民安全”或是“人的安全”层面。索马里20年的无政府状态、卢旺达部族大屠杀、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更是促使非洲的安全理念愈发强调“人的安全”。2003年出台的《非盟宪章》与之前《非统宪章》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