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日本变革的一年。“政权交替”是这一年的基本标志，“变”与“新”是这一年的基本特色。

民主党执政伊始，就在“政治主导”的理念下着手决策体制的改革，试图截断自民党时代的“人脉关系”，从预算编制改革入手，以公开透明的决策方式展示出全新政治形象；在“民生第一”的口号下开始小步兑现“政权公约”中的具体承诺。2009年日本虽保住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是，实际GDP的负增长^[1]和近期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给民主党的政权运营造成极大的压力，使其难以在扩大就业、促进中小企业脱困、改善民生、健全社保等方面迈出大步。如果民主党能够在2010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顺利取得稳定多数席位，新政权将就“地方分权”改革、税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同时出台更加具体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新政权在外交方面朝着扩大平衡的方向调整，重拾“东亚共同体”话题，显示出重视亚洲和多边平衡的外交姿态；谋求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定义，以期实现在同盟基础上的日美地位对等和同盟内涵的升级与扩大。

2009年的政权交替，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实践变革的重要契机。对于新政权来说，要探索一条令日本人“感到希望和自豪”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并非易事。日本民主党政权尚未明确展示其实现使命的具体步骤和领导潜力。

一 划时代的政权交替

2009年8月30日第45届众议院大选中，日本民主党获得了480席中的308席，以绝对的优势获胜，9月16日，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第93任首相，由民主党、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宣布成立。

2009年的大选结果和鸠山新政权的诞生在日本二战后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1955年以来，日本自民党经历了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1993年8月之后短暂的10个月下野、1994年6月之后的参与执政、1996年1月之后11个月的联合执政、1996年11月后两年的单独执政和1999年1月之后长达10年的联合执政，最终在2009年8月大选中惨败下野。^[2]由于目前民主党在众议院席位上占据稳定优势，如果民主党能够在2010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同样获得稳定多数，而且不出现党内分裂，预示着该党至少可以在下次众议院大选到来之前实现四年的执政。因此，此次“政权交替”，既区别于1993年自民党的短暂下野，更有别于“1955年体制”下的党内不同派阀轮流执政，是真正意义的政党之间的“政权交替”。

如果回溯日本宪政史，此次“政权交替”的历史意义就更加深远，甚至被形容为实现了“明治以来的悲愿”。日本虽然早在1890年的明治宪法中确立了议会制，但并未确立议会内阁制，因为主权归于天皇。因此，即便在1927年形成了议会内“事实上的两大政党制”，首相的产生并不取决于选举结果，而是由贵族院元老推荐并由天皇任命。^[3]二战前政党自身的发展除了受制于国家体制的制约外，还同时受到历史传统的制约，带有地缘关系、藩阀政治的色彩。二战后的新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议会内阁制，但就政党政治本身看，“1955年体制”的形成仍旧延续了二战前政党政治的基因^[4]，党内派阀间的政权环流替代了政党之间的政权交替。2009年的众议院大选是对此前的政治传统的突破，因而将在日本宪政发展史上留下清新的烙印。

“1955年体制”的解体，标志着该体制赖以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结束。纵观自民党执政的半个世纪，可以看到它在引领日本实现战后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后，又走过了20多年的改革路程，其中，不乏一些重大的改革，如1982～1987年的中曾根行政改革、1994年的政治改革法、1996～1998年的桥本行政改革、1999年的信息公开法、地方分权一揽法、国会改革相关法、2004年的陪审员法、2001～2006年的小泉结构改革等。^[5]然而，一系列的改革却未能使自民党免于陷入历史性危机，更未能保住自民党政权的延续，自民党政权未能对自身的政治结构进行彻底改革是其下野的主要原因，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失误及其领导力的丧失是其下野的次要原因。

在20世纪60年代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时期，自民党政权以“收入倍增计划”和创造富裕生活的口号把全国的能量引导到经济发展上，政治对立和政治运动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迅速退潮，执政党得到了政治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日本自民党利用经济增长带来的充足的财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