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和社会学等。广义的社会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统称。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社会科学发展较早和较发达的地区。早在19世纪初，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独立。独立后，拉美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涌现出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如：阿根廷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亚历杭德罗·本赫、何塞·因赫涅罗斯和曼努埃尔·庞塞，巴西的本哈明·康斯坦特和布鲁托·巴雷托，智利的何塞·维多利诺·拉斯塔里亚和弗朗西斯科·比尔瓦奥，秘鲁的马里亚诺·科尔内霍，玻利维亚的伊格纳西奥·普罗登西奥·布斯蒂利奥，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和加维诺·巴雷达，乌拉圭的胡安·德拉·巴雷拉，古巴的恩里克·何塞·巴罗纳，委内瑞拉的安德列斯·贝略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拉美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进行的，各自为政，缺乏对拉美地区的整体研究，缺少拉美地区社会科学研究的协调机构。

二战后，拉美社会科学研究取得较快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拉美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的联系

二战后，拉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拉美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古巴革命的胜利（1959）、智利社会党阿连德的执政（1970）和垮台（1973）、军人政变和军人政府的盛行（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美洲危机（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末和1995年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1994）、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即将建立（2005）等。

古巴革命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拉美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纷纷到古巴考察，开始积极思考拉美革命的道路，分析和研究古巴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以及古巴革命胜利后所采取的土改、国有化、工业化、扫盲运动、教育和医疗卫生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写出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如：何塞·A.塔瓦雷斯·德尔雷亚尔的《对古巴革命诠译的论文》（拉巴斯，1960）、路易斯·埃米洛·巴莱西亚的《古巴革命的现实和前景》（哈瓦那，1961）、何塞·巴尔韦托的《现实与群众化：关于古巴革命的思考》（加拉加斯，1963）等。

1970年智利社会党领袖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总统。阿连德表示“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多党制的道路”。阿连德通过选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智利道路”，以及阿连德上台后所采取的土改、国有化和结构改革，引起了拉美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关注。但是，由于阿连德并没有掌握军队，再加上一些改革措施偏激和政策的失误，使国内经济形势恶化，引起政局动荡。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本人以身殉职，从而宣告智利道路的失败。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拉美出现军人干政的高潮。从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开始，玻利维亚（1964）、阿根廷（1966）、秘鲁（1968）、巴拿马（1968）、厄瓜多尔（1972）、智利（1973）和乌拉圭（1973）等国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其中号称“南美瑞士”的乌拉圭以及有“民主传统”的智利两国的军事政变，在拉美影响很大。这一时期军政府之多、统治时间之长，都是二战后拉美史上罕见的。有的国家，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在一段时期内政变频仍；有的国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军政府上台执政后，不少进步社会科学家被迫流亡国外，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古巴等国，^[1]他们在那里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发表了大量分析智利道路、军人官僚威权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关于阿连德的智利道路和阿连德政府的经济政策的代表作有：爱德华多·诺沃亚的《通过合法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智利专题研究1970～1973》（加拉加斯，1978）、霍安·加尔塞斯的《阿连德和智利的经验》（巴塞罗那，1976）、塞尔希奥·比塔尔的《过渡、社会主义和民主：智利的经验》（墨西哥，1979）、贡萨洛·马特内尔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1970～1973：一个评价》（圣地亚哥，1988）等。有关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著作有：曼努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