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00美元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将出现显著的变化。例如，原来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比较低，低廉的生产要素吸引外资流入，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这种比较优势就会逐渐消失。再如，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生活的要求出现多样化。那么，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农业发生了哪些变化？农业政策做了哪些调整呢？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理论上讲，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特别强调农业和开采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对过渡阶段的意义。他指出，迅速发展的农业在过渡时期有3方面的作用：一是为急剧增加的工业人口、城市人口提供口粮，以节约进口粮食所花费的宝贵的外汇；二是为现代工业提供市场；三是为政府提供税收和为现代部门提供资金。因此，农业在过渡时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全部意义就是为现代工业结构准备一个可以持续存在的基础。第二，在现实中“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因此分析拉美国家经济起飞前的农业战略调整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人均达到1000美元时期农业政策调整的背景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很难确定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拉美各国达到人均1000美元时的经济状况。但是，为了寻求可比性，不妨按照一个国家历史纵向和拉美各国现实横向的综合因素划出一个时间段，这样就可以较容易地展开研究。数据显示，拉美主要国家达到人均GDP 1000美元的时期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债务危机之前），由于各个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所以时间有早有晚。而这一时期恰好可以和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对应起来。他认为经济成长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过渡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而拉美人均达到1000美元时期恰好处于过渡阶段末期、起飞阶段初期的关键转折时期。

首先，由于二战后工业发展迅速，农业在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1950年占19.7%，1960年占17.1%，1970年占14%，1980年仅占10.4%。^[1]但是，各个国家差异较大。而从对应年份的人均GDP来看，以1980年的美元计价，似乎只有巴西和秘鲁具有在该时期（20世纪70～80年代初）跨越1000美元的意义（如果要求不严格，墨西哥也包括在内）。^[2]但是，这不会妨碍对该时期拉美主要国家农业共同特征的分析。

其次，由于需求结构的变动，拉美农业生产结构呈现下述变动趋势：种植业的比重从1970～1972年的66%左右降至1978～1980年的61.7%，畜牧业的比重相应地从33%左右增至38.3%。有的南美国家从过去单纯地发展种植业转变为种植业和畜牧业并重，并逐渐以畜牧业为主。例如，畜牧业在委内瑞拉农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9.5%增至1974年的50.4%，种植业的比重相应地从同期的71.5%下降至44.6%；在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和智利等国的农牧业生产结构中，畜牧业的比重约占40%～45%。^[3]而与此同时，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种植业中，大豆的生产增长尤为迅速，从1952～1956年间的10.6万吨，上升为1976～1980年间的1521万吨，占世界大豆生产的比重由0.5%上升为19.2%，其产量的增长亦主要依靠播种面积的扩大。^[4]拉美传统出口作物咖啡、可可、香蕉和棉花所占的比重有所减少。因此，该时期国内需求的增长引起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某些农产品的供应缺口加大，最突出的是粮食，如50年代初拉美地区小麦缺口（进口和出口相抵）为130万吨，70年代中期增至440万吨；二是出口农产品所占比重下降，1950年拉美地区农产品出口值占地区农业产值的25%，1977年已降至15%，同期农产品进口由占地区农产品总供给的9%增至12%。^[5]

第三，要求土地改革的愿望进一步增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各国深入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进一步改善和调整了土地所有制结构，促进了传统大地产制的解体。以前土地占有高度集中的大庄园与小农户并存的双重结构，逐步被以现代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与农民个体小生产为特点的新的双重结构所取代。土地改革使部分农民分得了土地，有些国家通过扩大“农业疆界”也部分缓解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要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