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拉美国家的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将对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及国际政治体系的权力均衡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对一些国家外交政策及大国关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纵观拉美的历史，拉美国家在本地区及国际事务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一是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阿根廷。经济崛起后，阿根廷在与巴西争夺南美特别是拉普拉塔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占据着优势。在西半球事务中，阿根廷通过与秘鲁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联盟，对美国在拉美的霸权提出了挑战。

二是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拉美国家经济崛起后，开始谋求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作用。1969年5月拉美国家的外长在智利发表了“比尼亚德尔马”声明，要求改变南北经济关系，加强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力等。这个事件标志着拉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兴起和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此后，拉美国家与亚洲、非洲的新兴民族国家组成第三世界，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政治上，拉美与亚、非国家组成不结盟运动，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政策，积极推动地区争端的和平解决。在经济上，拉美与亚、非国家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对话。1974年4月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第6届联合国特别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秩序行动纲领》，要求建立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第三世界的兴起对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提出了挑战。

三是70年代以来的巴西。经济崛起后，巴西不仅在南美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还提出了作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多年来，巴西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甚至一般民众一直相信，它们的国家应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1]巴西领导人多次表示，“巴西将加入世界主要大国的行列”，^[2]“巴西属于多极世界的一极”，^[3]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卢拉上台后进一步推动巴西的大国外交，表示“巴西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小角色”，^[4]并大力推动联合国的改革，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拉美国家经济的起飞与其在国际政治上的崛起基本是同步的（只有墨西哥例外），也就说经济起飞对外交及国际关系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起飞对人口、面积较大的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的作用影响较大。通常来讲，政治崛起的国家都是大国，如拉美国家中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巴西为例，它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居世界第5位（2001年），这使它具备了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但小国作为一个整体兴起时，同样能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世界的崛起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出现这种同步发展的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经济起飞将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实力的对比，经济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的起飞无疑将会加强它的实力地位，进而改变国际关系体系的力量对比。19世纪初，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使它成为当时拉美最大的国家，GDP比巴西和墨西哥的总和还多。巴西的经济起飞提高了实力地位，GDP在世界的排名从1965年的第14位上升到1975年的第10位。^[5]巴西实力的提高改变了拉美国家力量的对比，巴西超过阿根廷成为拉美第一大经济强国。80年代以来，由于债务危机，特别是近几年经济增长缓慢（在最近5年巴西年均增长率只有1.49%）及雷亚尔对美元的大幅贬值（贬值了60%），巴西的经济实力在世界及拉美地区有所下降，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3.3%下降2003年的1.7%。同期，巴西GDP在世界的排名从第8位降到第15位，并在2001年被墨西哥超过。实力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大国目标的实现，被称为“永远的潜力大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巴西在南美及世界上的地位。目前，巴西仍是南美第一大国，占南美人口的50%、GDP的60%。

第二，经济发展将会扩大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力。经济发展将提高一个国家对外投资、贸易及援助的规模和水平，提高地区合作开发的能力，从而增加对别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比如，20世纪60～70年代巴西通过这些手段，扩大了对秘鲁和委内瑞拉等邻国，特别是南锥地区国家，如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政治经济影响。90年代巴西通过地区一体化，与拉美国家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