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30日，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更迭，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稳居第一大党宝座的“万年执政党”自民党黯然下台。

东京大学谷口研究室和《朝日新闻》于2009年9月底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超过40%的自民党支持者在此次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1]尽管多数论者认为不少的自民党支持者未将选票投给自民党，但是这一数字还是超过了人们的估计。自民党究竟为何在此次大选惨遭选民抛弃，甚至超过40%的该党支持者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等其他政党？

对于自民党下台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分析。本文主要是围绕冷战后自民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尤其是小泉内阁时期推行的结构改革以及此后历届内阁对结构改革的态度给该党支持基础带来的影响来分析。

一 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变化

冷战期间，在对外关系上，自民党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将自己的安全保障交给美国。美国则把日本当做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一直支持自民党政权。美国不仅把本国国内市场开放给日本企业，还让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使西方各国的市场也对日本企业敞开大门。

对内，自民党则专心发展经济，通过《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大纲》、《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期经济计划》、《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等既具延续性又不断根据实际需要加以修正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自民党政治家、主导行政体系的官僚以及财界构成了被称为“铁三角”关系的统治结构。一方面包括大藏省、日本银行等实质上互为一体的金融机构互相配合制定金融政策，支援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民间制造业创造财富；另一方面自民党政治家又与官僚一起通过各种政策规制以及公共事业投资，在“看不见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下对财富进行再分配。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通过设置进口壁垒、按规制来调节需求，以价格支援政策等手段系统介入经济、以护送船队的方式推动民间大企业创造财富，再以“推动全国各地均衡发展”的名义对公共事业进行分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制造业创造的财富，以高昂的物价、公共事业投资等形式再分配给地方，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于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成为自民党的支持基础，农民、个体工商业者和中小企业主成了自民党的支持者。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下的日本政治被称为“利益再分配政治”，即自民党政权以经济高速增长为背景，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财富以增加地方公共事业投资的方式向经济落后地区再分配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地方公共事业投资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发展型政治。在自民党的领导下，日本不仅富裕起来、完全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还成为一个贫富差距小、平等度高、社会紧张度低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自民党赢得了以农民、自营业者为主体的国民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成为“包容性政党”。

随着冷战体制解体、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后日本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以及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治模式丧失了其存在基础。冷战期间，与经济利益相比，美国更重视安全保障方面的利益。美国不仅将国内市场开放给日本企业，还对日本不开放稻米市场加以默许。冷战结束以后，将“贸易定位为安全保障的优先考虑因素”的美国不再容忍经贸方面的利益损失。加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日本出口企业被抛到全球性的激烈竞争中，国内企业也不得不参与国际竞争。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存在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城市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无法继续通过向美国和西方各国大量出口获利以维持国内利益再分配的方式加以化解。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本来有利于日本大制造业、大企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成为强化全球化企业竞争力的桎梏，其弊端显露无遗。“政府和企业不断向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贴人、贴物、贴钱，最后造成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自桥本龙太郎内阁起，结构改革便成为日本政治的主要议题。2001年7月成立的小泉内阁力图通过结构改革，使日本摆脱战后长期延续的利益再分配体制，追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