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政权更迭”的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出任首相。本文旨在分析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民主党新政权外交决策机制，基本的研究路径是在提出民主党新政权外交决策的三个分析模式基础上，力图阐明民主党新政权外交决策机制的主要特点，并对其发展走向进行预测。

一 考察民主党新政权外交决策的理论基础

在考察民主党新政权纷繁复杂的外交决策现象时，国际关系理论中三种互为补充的分析模式能为研究者提供理论化的分析工具。

（一）认识（心理）过程模式

与传统的决策理论相比，现代决策理论更为重视决策者的行为。外交决策者的个性和心理，在塑造日本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国际关系学中的认识（心理）过程模式从决策者头脑中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找原因，着重分析决策者的思想及其心理活动，认为决策实质上是决策者自身价值体系的反映。以首相鸠山为例，可以看出其政治理念是“友爱”。2009年8月10日，鸠山在《我的政治哲学》一文中，称他所倡导的“友爱”相当于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博爱”。他说，“对我而言，友爱是把握政治方向的指南针，是决策的判断基准”。体现在外交上，鸠山多次表示将以“友爱”的政治理念为基础展开外交。比如，鸠山在《日本的新道路》一文中认为，从友爱精神延伸出来的另一项国家目标就是创建东亚共同体。他认为，尽管“日美安全条约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我们不能忘记是亚洲国家这一国家身份”。另外，从鸠山的成长经历看，鸠山是“学者型”政治家，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实施政治领导力。

（二）政治过程模式

该模式以政府内选手的政治过程为焦点，基于实际外交政策是政策活动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强调政策活动者之间权力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用该模式预测政策结果时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哪些政策活动者（机构或个体）参与决策？政策活动者和客体（面临的问题）具有何种利害关系？政策活动者各自的利益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调整？在该模式中，各主体在组织内的地位权限和有效使用该权限的实际能力两个因素在分析鸠山新内阁外交决策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该模式的理论半径并非局限于政府内的政治过程，针对不同的外交问题，外部成员的广泛参与也对外交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日本外交决策机制中，首相官邸和外务省是最为关键的两个行为主体，日本的外交决策事务多由两者承担。另外，外务省之外的其他省级行政部门、执政党、执政伙伴、在野党、利益集团、智库、大众媒体、公共舆论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概言之，日本民主党新政权的外交决策机制可以概括为一个较为开放的决策系统，其权力层次可用“同心圆”模型来表示。在该模型中，核心圈由首相及首相官邸组成，第二圈由以外务省为代表的省一级行政部门及执政党组成，第三圈是执政伙伴，第四圈是在野党，外圈则涵盖了利益集团、智库、大众媒体及公共舆论。外交决策活动日益复杂化、扩散化和政治化，首相官邸、各省厅、执政党、在野党、利益集团、智库、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等在多元性的政治博弈下，来决定和影响外交政策。

（三）组织过程模式

即按照标准工作程序进行决策。该模式将外交决策视为由政府内参与决策的相关机构基于某种标准工作程序所作决定的产物，认为政府领导人可以极大地干扰这些组织的行为，但不能从根本上控制它们，因为这些组织的行为主要为标准的和常规的运行程序所制约，除非发生重大事故，一般体现为渐进性的政策调整。日本政府的政治运作长期遵循“分担管理原则”，外务省是日本外交事务的主管行政机关。在官僚机构之中，与其他同样参与外交事务的省厅相比，外务省有着对外交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外交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的优势。在外务省内部，禀议制无疑是大量存在的。从决策模式的观点看，这种日本式的“标准工作程序”，主要体现了组织过程决策模式的突出特征。但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是针对日常事项的处理，而起草法案等重要事项的实质决策反倒是在相关者召开的会议上进行的。这也证明外务省内也存在“事务型决策”和“战略型决策”之分，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往往通过各种会议解决。

二 民主党新政权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

（一）在政府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