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算起，日美同盟已存在半个世纪。从战略层面看，日美在结盟政策上的不同利益在于：第一，日本希望尽量提高同盟的对等程度，而美国则谋求尽可能地减缓这一同盟的平等化速度；第二，在分担同盟的责任上，两国都谋求自己尽可能地规避战争风险，而让对方火中取栗。从战术层面看，日美在基地和驻军问题上的不同利益在于：第一，美国力图保持其在日特权，而日本则谋求削弱美军的在日特权；第二，日美两国都在算计对方，希望以最低的代价来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内部矛盾的积累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导致日美调整同盟关系。

2009年9月16日鸠山由纪夫政府成立后，日美同盟再次进入调整期。日美同盟的这次调整是冷战后的第二次，可能主要具有量变性质。在双边层次，日美同盟的调整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新课题不多，主要是在上次调整（1994～1996年）的基础上深化。在地区层次，日美同盟的调整在两个领域进行：在主要的传统安全领域，两国面临旧课题，在上次调整的基础上深化；在次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国面临新课题，在21世纪初扩大合作的基础上深化。在全球层次，相对于上次调整而言，日美同盟的这次调整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都面临新课题。这是因为，日美同盟的全球化主要是21世纪的产物。日美同盟的这次调整是对其适用范围从亚太地区扩大到全球的追认。展望未来，日美同盟的发展将表现出巨大的惯性。从战略格局看，日美同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有共同利益。如果说，在冷战时期，主要是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把日美拴在一起，那么在冷战后时期，中国的崛起、朝鲜问题以及中国的台湾问题等传统安全问题的继续存在、反恐以及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日美同盟得以延续并且全球化。从战略思想上看，两国都不愿分道扬镳，而希望尽可能多地借助对方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虽然日美在冷战后时期以接触政策取代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但是日美同盟的加强势头却丝毫未变。

一 日美同盟的定义和定位

（一）日美同盟的定义

国家间的同盟属于国际安全问题，其定义如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基于共同利益或互有需要而形成的紧密的政治、军事合作关系。同盟有广狭两义：广义上既是军事同盟也是政治同盟；狭义上仅指军事同盟。具体地说，广义的日美同盟虽然包括政治、军事两个方面，但以军事为主。狭义的日美同盟概念仅指日美军事同盟。结盟的标志是缔结同盟条约。判定一个条约是否是同盟条约，不看名称，而看内容。具体地说，同盟条约不必冠有“同盟”字样，但要规定战时救援义务。

二战后日美先后缔结两个条约：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署《日美相互合作与安全条约》。1951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不是同盟条约。这是因为：美方未在条约中承诺其战时保护日本的义务，而仅对美军驻扎日本作出规定；日方也未在条约中承诺其战时救援美国的义务，而仅承诺重整军备和向美军提供基地。这意味着，50年代只是日美同盟的孕育、形成期。1960年的新《日美安保条约》则不同，它是个单方面的同盟条约，只规定美国有义务保护日本，却未规定日本有义务保护美国。

日美同盟的原本定义和冷战后的定义不同。1960年以来，日美同盟从不平等的低级阶段向平等的高级阶段发展，主要表现为相互性增强。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冷战时期，日本不能向海外派兵，只能在日本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与美军联合作战。在此意义上，新《日美安保条约》是个不平等的同盟条约。冷战后则不同，日美同盟分两步完成部分质变：第一步，日本于1996年与美国重新定义日美同盟，把《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从远东地区扩大到亚太地区，导致它在后勤支援方面能与美军有限地并肩作战；第二步，“9·11”事件后，日美于2002年把双边安全合作的范围从亚太地区扩大到全世界。应该指出，日美在全球范围发挥联合武装干预国际事务的功能，并未改变日美安保体制的不平等性质。具体地说，日本仍将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战斗地区外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2009年鸠山政府成立后，开始调整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两国的使命之一，是借新《日美安保条约》50年之机，重新定义日美同盟。这是个日本积极推动的进程，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