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留日运动虽非开始最早，历时最长，却是人数最多，涉及面最广，与中日关系最密切，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留学运动。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日本观以及中日文化交流，也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因此，通过对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代中日留学教育问题的“钥匙”，从而为我们适时调整留学生派遣政策，加强文化教育交流，建设新型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启示。

一 明治后期（1896～1911年）：政策的初步形成

1896年首批13名中国学生赴日留学拉开了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此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日本政府感到留学生教育作为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有必要颁布法令明确规定。1900年7月4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规程》，主要规定外国留学生需由该国公使或领事咨送，提供委托书和申请书，经帝国大学总长或各学校校长考验批准后方可入学。同时，免收考试费及上课费，并在考试合格后颁发毕业证。^[1]这是目前所见日本政府针对外国留日学生的最早法令。

1901年11月11日，日本政府又颁布了《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取代了前述规程。虽然新规程内容与前者大致相同，但增加了“日本外务省驻外国公使馆之介绍”者特许其入学，减免外国留学生的“入学费”，将适用对象从“外国委托生”放宽为“外国人”等内容，扩大了日本政府和文部省直辖学校接受留日学生的自主权。^[2]这项规程只是管理外国留学生的大纲，各校的具体规则由校长拟定，然后报文部大臣批准。

中国官、自费留日学生因上述规程要求学力高、手续复杂，入学文部省直辖学校非常困难，加之清政府规定：“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断绝了自费留学生学习军事的道路。但是，留日学生掀起的“军事热”很快冲击了这一限制。1902年7月，驻日公使蔡钧拒绝保送9名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引发了中国留日学生包围公使馆事件。

清政府特派游历日美专使大臣载振查办此事，后经中国学界宿儒吴汝纶与外务省总务长官珍田舍己及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交涉，达成了如下协定。（1）凡拟入日本文部省直辖学校者，须由东京同文书院、宏文学院、清华学校三校中之一校保送外务省，再由外务省咨送，方得入学。（2）欲经上述三校保送者，须具下列之资格：①在校半年以上，品行端正，成绩优良者；②旅居日本10年以上之男子，得校方认为适当，复得二人保证，并纳保证金30元者。（3）曾在上述三校中肄业，但中途退学或遭拒绝保送者，未得该校同意，一概不得保送。（4）欲入海陆军学校者，当俟福岛少将回国后，再行商议。（5）依中国政府之复函，在日本设置留学生监督一员。该协定确立的三校保送体制，开放了一条自费生在得不到公使咨送的情况下就读文部省直辖学校的途径。

随后，日本政府为解决中国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和管理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首先，开设振武学校专门从事中国留日陆军学生的预备教育工作。1903年7月，日本军部在东京牛迈河西町开设了振武学校，把成城学校的学生全部转到该校，规定凡申请入学振武学校者，年龄必须在16岁以上，具备适当学历，通过清政府派驻东京留学生总监督将中国各省负责官员之咨文、驻京留日学生总监督之保证、学生东渡前后之履历及入学申请书，呈交清政府学生监理委员长，经审查合格后，方准许入学。

其次，暗中支持东斌学堂从事自费留日学生的军事教育。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和部分军人对清政府切断自费生学习军事的规定极为不满，暗中鼓励和支持寺尾亨博士创办私立军事院校——东斌学堂，专门收容被振武学校拒之门外而有革命思想拟习军事的自费中国青年，从中培养反清革命志士和亲日军事人才，也暂时解决了自费生就读军事院校的问题。

再次，促使清政府设立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避免自身卷入管理留日学生的不必要麻烦之中。解决成城学校入学事件时，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就建议载振选拔博学爱才之人充任留日学生总监督，驻扎东京，专司其事，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也向清政府外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