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语中这句宿命式的名言，似乎总适用于每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大时代。就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而言，人们普遍的心结是，无法判断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还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但几乎人人都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充满迷宫式选择的年代。

一 呼唤战略意义上的大智慧

比照我们这个时代危机爆发的频度和强度，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危机空前频繁、剧烈的时代，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感。危机随时随地挑选它的牺牲品，而人们则无处可逃，因为已经失去了泊于过去的锚，也找不到驶向未来的帆。所以从容的战略不见了，我们所能够见到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过是应急管理和救火行动。而危机所造成的灾难“选择不同的日子，敲开每一扇门”，“灾难不是仇人所为，受害者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它们隐身于诸如全球化、市场竞争、金融体系和食品安全等光怪陆离的名目之下”；经济、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仿佛都安插了导火索，在漂浮中寻找点爆的星火，“脚下的大地并不可靠，没有一块坚硬的基石，可以让人驻足一跃”。除了身处时代迷宫的茫然感，没有谁能告诉我们答案。最好的年代，最坏的遭遇，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让人不禁想起了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从互联网上我们获知了外媒评出的2011年传媒市场十大趋势：（1）维基解密类新媒体诞生；（2）传媒市场将出现更多并购交易；（3）更多面向平板电脑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新闻公司诞生；（4）基于位置的新闻服务；（5）社交与搜索；（6）驻外记者作用淡化；（7）新的联合模式诞生；（8）社交故事成为现实；（9）新闻机构更加注重社交功能；（10）互动电视盛行。虽然很难说这十大趋势的预测有多少准确性和深刻性，但它给予我们，尤其是传统媒介人的危机预警式的震撼仍然是巨大的。

什么是危机？按照《韦氏大辞典》的解释：“危机就是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照此看，所谓危机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压力的形式要求你在某一时空点上必须做出的选择。然而，社会之进化如同生物进化一样，每一种进化与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这便意味着，一旦做出了某种“路径选择”，便永无回头路可走。因此，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点上的选择都是“紧要关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恰好正处在这样一种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的“紧要关头”。如果说，在非“紧要关头”时，我们尚可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做”这类战术性问题上的话，那么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必须将关注重点放在“在哪做”、“做什么”这类战略性的问题上，因为它是“系好衬衣的第一个纽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然而，时下的中国社会如同一个寓言所描述的：在黑夜里，有一个醉汉丢了钱，他在路灯下一圈一圈地寻找，直到倒卧在地。勤奋的记者们完整再现了醉汉是如何转了一圈又一圈，并且访问了他的家属，甚至追溯了他的童年；专家们则争吵不休，有人说他应该再多转一圈，有人说他应该转得更快一点，有人说他为什么醉酒带钱走夜路呢——要么策略有问题要么背后有阴谋，还有人说这“本质上”是一个法治问题，加强酒后理财机制建设势在必行。

这个寓言几乎成了所有社会问题，包括媒介发展问题公共讨论的“标准路线图”——几乎人人都是在醉汉逻辑框定的范式内寻找答案。其实，事实的真相是，钱并不在路灯下，只是因为醉汉觉得灯下最明亮、最便利。这也正是我们目前应对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时的真实状态，短视、自欺、直觉主义、饶舌绕圈子。远见卓识缺位，整体性的理解力丧失，一切流于虚浮和泡沫，最终被一盏路灯、一条新闻或一句断言所遮蔽了。我想说的是，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竭力呼唤理论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力，重归时代引领者的关键位置。而选择的大智慧的第一要义是：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

二 关于媒介环境变化的四个观察

1.舆论多元：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