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根据GDP的支出法统计，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47.9%，比“六五”开端的1981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而且仍呈上升之势（图19-1）。

图19-1 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1978～2005年），根据支出法GDP统计

中国的储蓄率之高及其持续时期之长固然令人困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为棘手。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面，高储蓄率显然构成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另外两个表现在需求面上的突出问题——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高顺差——的物质基础。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3.4%，比1981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则在同年达到了4.5%的创纪录水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高投资如何令人担心，亦无论巨额顺差引发的贸易摩擦如何让人不堪忍受，在国内消费率未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须容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一点，目前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需求管理的困境，令我们不得不再次将分析的视野转向硬币的另一面，即国民经济的供应方面。于是，更细致地分析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成为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团”并制定相应对策的关键之一。

对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在总量层面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展开的。例如，笔者（2005）就曾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角度分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率问题。此类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化的一些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的影响，从而指明中国当前的“三高”并不能简单地靠政策措施予以调整，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在国民经济中，究竟是哪个部门在进行储蓄以及储蓄的动机是什么，因而也就难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注意到，已经有研究者开始从部门结构的角度来深入展开对中国储蓄率的研究。例如，莫迪格里亚尼（2005）曾经依据生命周期理论考察了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动，任若恩和覃筱（2006）则利用中国和美国两国的资金流量表，对两国居民储蓄率的统计口径进行了比较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仅仅涉及中国的居民部门，不仅缺少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细致研究，而且没有进一步引申到对形成目前高储蓄水平的原因和机制的分析。

与以上这些着眼于总量和仅仅强调居民部门的研究不同，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Louis（2005）则利用中国的资金流量表分析了国内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三个主要部门的储蓄率，并得到了三个关键结论：其一，尽管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很高，但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也同样显著地高于其他国家；其二，企业的储蓄率高悬是因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这使得企业保留利润迅速上升；其三，政府之所以从事储蓄，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资本转移”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

我们欣赏Louis的研究，并且同意其部分结论。但是，同样利用业已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来研究国内各部门的储蓄率，我们发现，Louis的研究忽略了若干关键事实，因而，其三个关键结论都需要进行修正：其一，中国的高储蓄率确实是由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推动的，但是2000年以来储蓄率的进一步攀升则主要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提高有关；其二，企业的储蓄率较高确实是企业可支配收入或利润上升的结果，但是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或利润的上升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应归因于企业的主要成本——劳动报酬和利息支出——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其三，近年来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并非主要为了通过“资本转移”来支持国有企业发展，而是被直接用于政府投资。

本文以下将论证这些观点。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利用资金流量的实物表对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进行计算和比较，并得出若干结论；然后，利用资金流量的金融表对以上计算结果的统计误差进行修正；继而，我们将分别对决定储蓄率的两大因素——收入分配的占比和储蓄倾向的变化——进行分析，更深入地探讨国民储蓄率上升以及各部门的贡献，并分析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最后，我们将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国民储蓄率的部门结构：实物交易表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向国民账户体系（S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