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失衡日趋严重。对内看，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对外看，表现为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一）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

中国二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通过在最终产品部门引入市场机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现在看来，产品部门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的格局。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1.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有禀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过强

我们认为，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存在禀赋的因素。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劳动力市场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在中长期内难以改变。因为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中国存在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禀赋条件。

此外，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

其二，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府对经济主导性过强。

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地扭曲。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支付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拥有强大的掌控权，企业被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生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变异的行为寻求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机会；银行同样被政府的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利的结合。

简单核算一下吧。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元，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亿元，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元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元，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元，接近占到GDP的30%。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