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业现象或一个行业问题，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必有其道理在焉。或者变动（发展）迅速，或者规模较大，并对经济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致使人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服务业的重视或研究工作，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达到相当高的比重之后才开始的，以致维克托·R.富克斯在他著名的《服务经济学》前言中即开门见山地说道：“服务部门又称‘第三’部门或‘剩余’部门，在经济研究中长期受到轻视，这是不幸的。”^[1]相对而言，这种“不幸”并未发生在中国，甚至恰恰相反，中国的服务业之所以引起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的重视，是因为它的发展速度太慢了、比重太低了——其产值占GDP的比重不仅远低于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甚至大大低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罗马尼亚、乌克兰等。^[2]由于发达国家早已进入“服务社会”，高比重的服务业已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中国服务业的滞后，也许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影响到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还将影响到我国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与发达国家相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低水平，已成为人们关注它的足够理由。

一般认为，一国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并未随着经济的巨大增长而得到优化，甚至近年来还出现经济不断增长、而服务业相对下降的现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扩大的趋势，更使人们有理由来关注它。本文试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有关服务业（第三产业）的研究做一简单的评述。

一 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

服务或服务经济问题，之所以在服务业尚不发达的早期即引起学者的关注，主要原因大致有两点。

其一，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所谓的服务业仍仅限于传统服务业，诸如商业、餐饮、洗澡、理发、照相、修理等。当时的服务业不但发展水平低，而且由于“重农抑商”等传统文化的影响，服务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也很低；加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概念的区分，将绝大部分服务业劳动划入了“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范畴，使服务劳动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些从事经济研究尤其是商业研究的学者，为了提高商业等传统服务行业的社会地位，开始关注并研究服务商品、服务劳动等问题。

其二，从1985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使用GNP指标，同年8月发布第三产业统计数据。虽然这种统计工作还是初步的，但标志着“第三产业”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在客观上推动了服务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1980年代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讨论，实际上是60年代讨论的继续，只不过规模更大一些罢了。虽然这次讨论“在服务的理论与观点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但基本集中于论证服务的价值创造问题，不少学者用了许多理论‘技巧’来‘证明’服务是创造价值的，但是对服务业的特点和真正的内涵则研究不多”（黄少军，2000；黄维兵，2003）。

总体而言，理论界早期对服务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走着规范经济学的路子，试图说明服务或服务经济应当是什么。所探讨的主要是服务的概念、服务劳动的内涵、服务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以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等问题。这一时期的许多分散的研究在李江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中得到总结，该书由于达到当时研究的顶点而于1991年获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该书面对当代第三产业比重日趋增大的现实，以严谨的态度将政治经济学正确应用于第三产业领域，探讨、概括和解释现代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以服务业为中心的一系列新问题，补充、丰富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例如：它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细致地分析了作为劳动成果的服务产品的特点，论证了服务产品是当代社会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对象确立服务生产、服务流通、服务分配和服务消费观，丰富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