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东与21世纪美国全球战略

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时代，中东地区因其丰富的能源和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结束后随着英法殖民主义势力撤出中东，美国进入该地区，同苏联进行了数十年的争夺与角逐；阿以冲突导致的战争不仅使地区局势动荡不安，还曾在20世纪70年代引发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利用90年代初的海湾危机，在联合国的旗帜下组织多国部队发动了海湾战争，不仅实现了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主导中东事务，还向世界推出了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中东模式”；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则成为美国实施新世纪全球战略和调整全球军队部署的切入点，也是美国无视“集体安全”、张扬单边主义的突破口。有鉴于此，具有特殊地缘、政治意义和重要战略资源的中东地区，对正在问鼎世界霸权的美国来讲不仅有着无法割舍的利益，而且还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舞台。

2001年“9·11”事件使美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历史机遇：利用世界各国人民对“9·11”事件中蒙受不幸的美国人的同情，营造反恐势头，组织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轻松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从而得以在反恐的旗帜下推行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的单边主义上升，霸权主义进一步彰显，布什甚至提出了“以美国划线”的强硬立场，即“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Those who are not with us are against us）。^[1]这不仅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2002年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阐述了所谓的“布什主义”：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敌人”；第二，美国价值观是适用于全球的，也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将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2]同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3]正式发表，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主义”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分子很难遏制与控制；美国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式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自17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使国与国之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对抗，宣扬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布什主义”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质是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实际上，这一战略目标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坚持的，只不过近年来更加具体化了。“布什主义”问世后，国外舆论普遍认为它是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意义相当于二战后乔治·布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

2003年，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略目标更加清楚：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伊拉克战争警示敢于向美国挑战“无赖国家”，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改造中东国家政权；掌握控制世界石油资源和石油生产基地，拉拢盟友、左右世界经济；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并没有下降，它甚至成为美国确立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试验田”。在谈到改造伊拉克问题时布什就曾强调指出，“一个自由的伊拉克的建立将是全球民主进程当中的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4]而伊拉克战争则成为“布什主义”的应用和对调整中的美国军事战略的检验。

2003年4月美国防部发布了美军《转型计划指南》，其核心是美军将在“快速主导性作战”的新军事思想指导下，注重联合作战能力的整体提升，使作战指挥与不同作战单位“无缝隙”连接，加强作战人员与武器装备的有机结合；加强信息的全方位获取手段与情报跟踪，建立信息化武器的优势；在军事装备上由过去的“重装”向“精装”发展，调整美军的海外部署，建立辐射全球的海上移动基地和超远程快速投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