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冲突通常是主权国家之间因难以调和的利益之争引起，冲突中的行为主体应是该地区的主权国家。而中东地区冲突中这两大因素明显有别于一般地区冲突。由于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一贯宣称中东地区有其重要战略利益需要维护，这一利益要求不仅使不属于地区主权国家的美国介入地区冲突，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冲突的形式、性质、内容和最终结果。另一方面，中东地区的主权国家几乎都是以穆斯林为居民主体的伊斯兰国家，而本质上伊斯兰教是政教合一、族教混同、两世并重的宗教，这一特殊的地区人口构成和宗教文化传统意味着伊斯兰教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方式介入地区冲突。冷战后中东地区冲突三大热点问题的事态发展表明，以宗教极端主义为思想基础、以暴力恐怖主义为表现形态的宗教激进势力已成为影响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宗教极端势力介入地区冲突在急剧地改变宗教作为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同时，也使冲突更加暴烈化、极端化、复杂化。

一 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与阿富汗反恐战争

2001年“9·11”事件后，由于美国本土首次遭到大规模恐怖袭击，在全球范围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选目标。美国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下，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支持、庇护恐怖主义为由，对其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反恐战争”。这场战争使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再次成为地区冲突的热点之一。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美国很快就取得了预期的胜利，但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恐怖主义问题，也会引起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阿富汗反恐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代之以卡尔扎伊为首脑的阿富汗过渡政府，同时也使本·拉登的“基地”组织遭到重创。但战争没有消除长期形成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仅阿富汗本土至今仍动荡不安，远隔千山万水的美国也没有因为反恐战争的胜利而变得更加安全。

地处中东边缘、贫困落后的阿富汗之所以一再陷入地区冲突之中，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还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长达近10年的阿富汗战争，实际上是当年美苏两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通过代理人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较量。1989年苏联军队被迫撤出阿富汗，标志着美国在这场军事、政治较量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但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战时所施行的实用主义政策又为战后阿各派武装组织之间的内战埋下了种子。美国及其盟国全力援助阿富汗伊斯兰圣战者联盟（七党联盟）的战争倾斜政策，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以伊斯兰“圣战”为表征的宗教狂热从而严重削弱了抵抗组织中的民族主义力量，而且为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阿富汗各派武装之间无休止的内战提供了物质条件。从1996年起，在内战中靠外力扶持迅速取得优势的塔利班势力成为阿富汗命运的主宰者，塔利班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治上貌似激进、宗教思想上甚为保守的宗教极端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此后，塔利班政权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不断以“圣战”名义在世界各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终于使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尽管如此，由于塔利班政权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如果不是因为“9·11”引发的反恐战争，塔利班政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如今塔利班政权已不复存在，“基地”恐怖势力也在全球反恐浪潮中遭到沉重打击，但反恐战争后的阿富汗地区形势仍不容乐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反恐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没有在反恐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以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深层次根源。相反，美国在反恐初战告捷后便急不可待地向伊拉克开战。这一方面分散转移了注意力，削弱了全球反恐联盟；另一方面也为塔利班和“基地”残余势力东山再起提供了可乘之机。如今这两股残余势力都有卷土重来之势。

首先，阿富汗塔利班所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在境内外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塔利班即使在掌权时也没有组建起一个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府，而只把国家政权作为推行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工具。如今塔利班政权虽已被推翻，但宗教极端主义长期形成的社会基础并没有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完全消失，而只要宗教极端主义还有市场，就存在着暴力恐怖主义的土壤。塔利班的骨干力量是众多的私立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宗教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