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NGO（非政府组织）经过多年的成长，已成为普及环境教育和倡导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力量。尤其近一两年来，中国环境NGO在系列环境事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进行公众倡导并力图影响政策，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环境NGO自身也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发生着变化，出现了网络化联合以及媒体、专家学者独立性增强的“NGO化（民间化）”现象。在不停拓展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视野以及关注深度的同时，环境NGO也面临各种制约和挑战。

一 环境NGO的兴起

中国环境NGO的出现和发展机缘来自20世纪中国社会领域发生的体制变革，政府管理开始走向法治化，并逐步向社会组织让渡公益资源，开放公民活动的空间。各种公益和互益性的NGO大量出现，增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许多自发的、包括环境NGO在内的公益慈善性社会团体成为关注生态危机、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正、积累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NGO成为政府之外配置社会公益资源，包括国际公益资源的主体。

1.NGO的类别

在环境领域，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草根）两种不同来源的环境NGO。前者是指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英文简称GONGO），后者以公益性“价值观驱动型”组织为主导，由具有忧患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社会精英及普通公众发起，以民间形式对环境危机予以反应。以1994年“自然之友”的成立为标志，其后十余年，草根环境NGO大量涌现。高校环保社团也呈勃兴之势，并在近年来出现明显的地域性网络化和社会化现象。据全球绿色资助基金（GGF）中国协调员温波估计，全国大约有1000多个成型的本土环境NGO，其中草根组织100多个，学生社团500个，其余属于政府背景的环境NGO。近期，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环境NGO进行了全国性调查，现已进入总结阶段，预计将于2006年初发布报告，其中统计的各类环境NGO要远远多于这个数量。^[1]

在社会领域，环境NGO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类组织，它们在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方面均走在前列。

2.公众教育和政策倡导

2003～2004年以来，本土环境NGO参与了多起重大公共事件，以其鲜明个性和积极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标志着环境NGO进入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的阶段。在这些事件中，环境NGO成功地通过媒体覆盖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压力，大大提升了自身对环境事件的参与程度以及公众关注度，并取得一定成效，推动社会对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公正、文化保护、决策机制等进行深度反思。

典型的案例包括对都江堰杨柳湖、木格措水坝以及怒江和金沙江虎跳峡电站的质疑。多家环境NGO在几个城市举办了保卫怒江的巡回图片展览，并建立了专门网站予以关注。其后由十几家环境NGO组成的松散网络组织——中国河网，又将金沙江虎跳峡电站置于公开讨论中，使其成为公众话题和公共事件。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当地沿岸居民还首次公开表达了自己伸张权利的声音。

2005年发生的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事件也引人注目。2005年4月13日，国家环保总局举办了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公众听证会。多家环境NGO积极介入调查，有近十名代表参加听证会并联名提出五点推动圆明园善后的建议。地方性事件包括绿家园志愿者（以下简称绿家园）等NGO围绕北京动物园搬迁决策发起的争议活动，最终在各方力量影响之下，搬迁的动议被终止。时政杂志《南风窗》对这一系列的公共事件进行评价：“生态政治浮现中国”。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普遍觉醒，在城市精英中形成了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大人群，公众对环境NGO推动社会参与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社会转型导致的不公平问题在环境领域出现激化，促发部分环境NGO转向公共领域，将公平的发展理念和环境正义融合进自己的项目与活动中，有意担当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角色。NGO在此过程中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属性有了更为深化的认识。比如在对大坝的质疑中，环境NGO采取了生态和移民问题并重的关注角度。

在利益主体多元分化的现实下，NGO介入产生了建立利益主体对话机制的需求，为环境NGO的倡导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合理性。倡导民众参与流域综合治理的云南“绿色流域”就是典型的倡导型团体，其创办人于晓刚甚至认为，如果NGO不把它的项目和倡导的理念结合在一起，设法牵动决策和体制的转变，就会像一个普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