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是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单一公有制后最早发生经济制度“互动式”变迁的地方，也是“我国股份合作制最早的发源地”。^[1]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市积极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该市进一步加大了对以股份合作、个体私营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扶持力度，使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今日台州经济的主角。目前，台州市共有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20余万户，非公有制企业10余万家。2002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58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部分占了九成以上；财政总收入86.8亿元，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达到7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州市各级党组织主动顺应经济格局的变化，遵循“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指导方针，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组织体制、活动方式、教育内容、工作职能、保障机制、管理制度、育人方法等七大创新为抓手，以政策创新为支撑，不断探索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新路子，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走上规范化、科学化轨道。到2002年底，该市非公有制企业共建立党组织1783个，党员22075名。全市100名职工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833家，其中已建立党组织的830家，占99.6%；50～99名职工的非公有制企业1032家，其中有党员的企业1032家，达100%。^[2]

本文以台州市为例，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纳入制度框架分析，探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这项政策的制度化基础，并从制度互补性角度分析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应发挥的作用。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制度化的基础：资源排置改进

运用青木昌彦的制度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我们的分析试图说明，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党组织和企业具有利益结合点，是双赢行为，因而能真正成为一项制度而非党组织单方面的政策。青木昌彦（2001）将制度视为一种博弈均衡，是参与人的“共有信念”。他认为，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当参与人相信它时才能成为制度。我们可以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视为党组织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的博弈，党组织是一个追求自身目标但又受到私人策略行为制约的策略性参与人，^[3]党的策略集合为[推行，没有推行，不推行]，非公有制企业的策略集合为[建立，没有建立，不建立]，双方博弈只有达到[推行，建立]这一状态并构成均衡时，即党组织出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政策，企业愿意建立，党建成为双方的共有信念时，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才能成为制度。

从党组织的角度来说，为了加强其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在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党建工作显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在台州，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群众200余万人（包括个体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外来经营与务工务商人员），占全市人口的40%左右，大多数青年尤其是近十年来就业的高文化青年集聚在非公有制企业，大量的下岗工人也集聚在非公有制企业。这些职工群众资源是维护稳定、巩固政权的重要阶级力量，是党执政的强大群众基础。台州市非公经济蓬勃发展，2002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了全市GDP858亿元的9/10强，提供了财政总收入86.8亿元的3/4。搞好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有利于增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能否制度化，关键在于企业的态度。如果企业选择不建立，那么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只能说是一种政策而非制度。据台州市组织部同志介绍，对于建立党组织，企业主有三种态度：第一，为发展党员、增强企业凝聚力、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上规模，主动要求建立党组织的，占50%～60%；第二，无所谓，随大流，不要求也不反对建的，占20%～30%（但通过镇乡、街道党委做工作，包括给企业送电教片，业主感到党建可能给企业带来某些好处后，转而要求建的比例也不少）；第三，坚决不建的，占10%。其中第一类又分三种：一为理性型，二为朴素型，^[4]三为功利性。^[5]

不愿意搞党建的业主的心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党的政策预期不稳定。温加斯特曾提出“经济制度的基本性政治悖论”：强大到足以保护产权和实施合同的政府也同样强大到足以剥夺公民的财产（青木昌彦，2001：第156页）。有些业主担心党的政策会变，因此，不支持党建。在访谈中，有多位党员业主承认曾有过这种心态。二是担心搞企业党建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有些业主担心，党组织在企业开展政治活动多，会影响生产经营，加重企业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