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全球化时代金融危机的启示

东亚金融危机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其中，既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成分。就后者而言，它使许多国家对于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有了新的认识，也加强了相应的保障努力。探讨此次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对各国在政治、安全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深远影响，不能不先分析一下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内涵及特点，观察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由此可能出现的变化。因为，亚洲目前仍在持续的经济动荡，不过是全球化复杂的多重表征和后果之一。

90年代以来，“全球化”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和国际舆论界的一个“日常词汇”。人们以极大的关注，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界定。^[1]在对它们做过初步的综合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对其要旨得出以下结论：

——全球化首先是、也最有力地表现为一个经济的过程，或者说，效率第一的过程。它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无可比拟地突出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当代信息网络的主导性作用，使利润、效益和资金回报率等典型的“资本概念”成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成败的主要度量衡；它在当代所衍生的一系列工具或途径，如统一货币、金融体系、贸易集团、簿记制度、电子交易、远距离交往等，体现着作为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逐利渴望”。对于各国来说，它既意味着更大的贸易机会、更多的投资吸收、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开放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有效的综合国力提升方式，也潜含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无情淘汰的残酷逻辑；它还意味着，一旦民族国家进入这一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和信息开放的过程，便再也没有机会与可能回复到封闭时代可能具有的相对安宁与缓慢演进的状态。对所有国家，优胜和劣败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较发达国家当然较不发达的国家占据着更有利的位置（更多的资金拥有量、更灵通的信息网络、更优良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更加精明强干的专业人员、对“游戏规则”更加熟练的把握等），尽管这种位置——历史地看——是相对的、并非不可变换的。例如，某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拥有特殊的“赶超优势”，新的资源发现、新的发展模式或新的“学习”方式。然而一般地讲，当较不发达的国家与较发达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发生高强度的“碰撞”时，弱劣的一面会更加凸显，在“博弈过程”（尤其是一开始）中常常会吃更多的亏。

——全球化也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推进社会结构变迁、阶层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过程，或者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由于有关外部世界现代性、合理性的各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也随着民众整体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全球化在世界各国同时表现为实行新的社会动员目标，确定新的社会公正标准，争取更广泛、更有效的个人自由，推进合乎时代特点的法律程序的建立，消除各阶层之间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与以往时代不同，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它不仅要解决传统的社会矛盾，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多数民众不得温饱，饮水质量低劣和大范围文盲现象，更要应付新的、也许更加复杂和易变的社会矛盾，如不同阶层对开放或改革速度的不同意见，新的、可能比过去更严重的个人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等。在这里，全球化在世界各国造成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方面，新的现代性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好处与期待，另一方面急促的现代化又加剧了变化过程的不稳定和各种失落感。在决策层、各种制度和法律没有能力充分整合它们的条件下，不稳和失落便酝酿成不满甚至动乱。总体上看，社会的个人意识在逐渐增强，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在同步增加。同理，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收入差别现象，但在制度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识字率较高和接触外界机会较多的城市阶层，在失落感和受挫感最强烈的失业者和低收入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上层腐败现象）造成的不满的情绪更易出现也更可能酝酿成社会麻烦和真正的骚乱。总之，在对外开放的幅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