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前，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却是一片空白。随着亚洲区域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加强，为克服由货币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困难，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内部形成了一些共识，即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区域的协调。经过多方的努力，亚洲的货币和金融合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清迈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反映了亚洲国家进一步促进合作的强烈愿望。

一、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变化中的各方立场和态度

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热点问题。

1.支持的观点：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符合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

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的支持者从经济全球化和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及亚洲经济特点出发，认为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是必要的，符合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

①全球化和外溢效应。商品和生产的全球化导致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加强。从理论上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基于国家之间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反之亦然。外溢效应可能是正的，有助于其他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可能是负的，将妨碍其他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外溢效应下，外部性的标准分析意味着不合作的政策可能导致本国对国际经济变化的政策反应过小或过大。在存在政策外部性的情况下，如果各国政府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并同意在彼此之间采取相互可接受的协调政策就会使各国的产出改善。

东亚合作的动力来自东亚地区本身的利益需求。由于这一地区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加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这决定了亚洲国家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②东亚金融危机是自我实现的危机。起初，东亚危机引起了关于危机成因的争论，即是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是投资者恐慌造成了危机。如果认为危机是由脆弱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引起的，这是一个清偿能力的问题。如果认为危机是自我实现和金融恐慌的结果，包括银行挤兑和热钱流出，则危机是由金融和治理结构脆弱造成的。事实上，东亚金融危机在几个方面与前几次危机是不同的。第一，它是资本流动性的危机，不是传统上的经常账户的危机。第二，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信心危机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结构上的——早熟的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及脆弱的治理，以及私人资本管理的决策失误。东亚金融危机第一次充分显示了其危机的区域相关性，如果某一东亚国家或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这一危机将很可能迅速扩散到其邻国。所以，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机制，以防范危机的发生和恶化是有益的。

③经济合作的三个阶段。Viner（1961）以经济规模为中心，划分了经济合作的三个阶段：第一，贸易合作；第二，货币合作；第三，完全的经济同盟。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努力放松管制和开放国内市场。结果区内的贸易和投资增加了。根据进口国家的数据，1998年，即便是许多国家处于危机时期，东亚的区内贸易（这里仅包括东盟10+3和中国台北之间的贸易）^[1]依然占该区总贸易的50%以上。货币合作可以减少贸易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因此东亚进一步促进货币和金融合作将使其贸易收益最大化。

④短期资本依赖增强。东亚在传统上有很高的储蓄率（大约是30～40%）。由于脆弱的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这些储蓄主要投资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体系中，以短期银行贷款的形式存在，反过来又以国际银行贷款的形式回流到东亚国家。由此东亚国家的脆弱性不断增长，过度地依赖外国银行的短期贷款使亚洲最终陷入货币危机^[2]。因此发展和改善包括债券市场的区域资本市场对亚洲国家来讲是一个重要问题，有利于克服亚洲国家未来的脆弱性。

2.反对的观点：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倡议远离亚洲现实

亚洲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倡议，尤其是亚洲货币基金，起初遭到了IMF和美国、欧盟的反对，原因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①区域化方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