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特殊的意义，它取决于论者所处的不同思考角度。这一想法出自写下标题的一刹那，当时，笔者脑海里忽然产生出一种意识：这里的“2000年”，究竟是指公元第2000年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还是指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共同纪元度过的整整2000年？仔细想想，两种回答都不无道理，对于同样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者可以有大相径庭的不同解说，同时它们背后隐含着多种不同的观测角度，给人们提示思考问题的多重的、立体的侧面；这些角度和结论往往既存在分歧、又有许多交叉，不易截然分割，也各有所长所短。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中间，当然同样可以“我说”“你说”、见仁见智。笔者十分坚持的一点是，观点与看法的多样化，当然是好事而非坏事。国际问题的专业人员，特别应当广泛比较、兼收并蓄，避免狭隘简单化的判断；与其匆匆得出结论，不如广泛比较、多了解一点情况——这是本书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不妨说，这也是读者阅读时应当注意的第一观察点。

在考察2000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时，人们至少可以给出以下不同的角度及其结论：

新闻报道揭示了观察问题的第一个角度，“新闻角度”，一个总在变动、多少让人无法捉摸和缺乏内在逻辑的角度。

比如，当说到公元第2000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时，国际政治的观察者和分析家会立即联想到一系列具体的事态和事件。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举年”。它不仅产生了美国新总统、俄罗斯新总统、日本新首相、以色列新总统等等，连我国的一个特殊省份——台湾——都选出了它的新领导人。细细想想，这些选举结果可能预示着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某些微妙复杂的新动向。它们可能证明，战后出生的领导人有可能引导出与他们的前辈不完全相同的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有时更加灵活多变和富于创意（往好处讲），有时更富冒险性和挑衅性（往坏处看）；它们可能证明，选举年确实给有关国家、地区或国际关系带来在非选举年无法见到的变化；它们可能证明，大国关系像我们平时感受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一样，变幻莫测，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大国军备竞赛重新开始或加剧的年份。美国在冷战结束的10年后头一次将这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开支重新推向3000亿美元的高度，美俄之间围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展开新的矛盾与争夺，克林顿虽然暂时取消部署国家反导系统（NMD），然而美国下一任总统的两位主要候选人戈尔和布什却马上言称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系统；另一方面，俄国海军在承受着“库尔斯克”核潜艇失事的巨大损失的同时，仍在陆续不断地研制出能令世界任何国家胆寒的尖端军事打击手段；在远东的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又有若干引起广泛批评和争议的重大武器采购项目出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所谓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展开的争论，它似乎表明，科索沃危机的余波仍在东亚等新的范围令人忧虑地不断延伸。

在许多人看来，世纪之交的时候，世界似乎突然降临了一种单极世界的巨大阴影，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19世纪的“丛林法则”似乎重新大行其道，像战前的某个时期一样，整个国际关系格局面临着再度失去平衡的危险。在2000年，俄罗斯新总统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共同的场合（如“上海五国”会晤）和不同的场合（如俄美首脑会谈及中美首脑会谈），多次强调了目前防止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出现了“战略失衡”的危险，重申了建立多极世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国人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世界多样化的问题上，在对美国发展国家反导系统的问题上，与中国、俄罗斯有近似的结论和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一些分析家认为，前些年经常提到的“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已经被日益严峻的事态所超越；“和平与发展”如果不是幻想，至少也是某种现实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与这些估计不同，传播媒介同时存在其他的（数量可能更大）、一些较为乐观的评估与预测：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第三世界运动和组织重新活跃的年份，其证据是，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在这一年都有重要的会议和宣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年底专门召开了与非洲国家的高层对话会议（有人称它为“第二次万隆会议”）。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联合国改革年，是安南秘书长和一些国家的呼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