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互动都是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的行为。行为体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与这样的一种现实的需要相适应，有关外交决策的研究就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

外交决策学从出现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门学科的主旨，就是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对于国际政治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只有有了这样一门学问，我们才能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正如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所说：“如果我们只观察某个人自身，不看其周围事物，他的每一个行动似乎都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我们观察他与周围事物的关系，例如与他讲话的人，一本他读的书，他所从事的工作，甚至他所呼吸的空气和射在他周围物体上的光线，我们会发现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他的行为。”^[1]

研究外交决策学，就是要研究行为体在特定环境的影响下为什么会做出特定的决策。

一 外交决策的界定与相关概念

从学理上探讨外交决策，首先应从概念上对政策与决策进行区分。在许多人脑子里，做出决定与决定政策是同义语。的确，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政策这个概念一般用在比决定更宽泛的地方，是概括性比较强的决定，表现为一组或者一系列决定；同时它又含有对目标或意图的阐述。在这里，目标是指人们特别期望出现的一种未来状态，这种状态必须是具体的。一般来说，只有追求某一具体目标的决策组织或系统才是有意义的。^[2]除目标和意图之外，政策在内容上还应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行动，即已经采取、正在采取和即将采取的那些行动；另一个是规则，即行动的指南。规则通常包括这样几个方面：①对未来某种状况做出反应的主旨，如反对什么国家对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入侵；②做出某种特殊反应的条件是什么，即在什么情况下才应做出这样的反应；③有关未来事件或状况的解释。所以，政策就是对已经出现、正在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事件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行动规则，以及对行动后状况的解释。^[3]

决策是从公认的、数量有限且疑问尚存的方案中挑选出在决策者看来会导致未来某种特定状况的方案的过程（process）。^[4]外交决策学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作为国家的一种公共政策，对外政策所针对的是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即它是“对他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有意或无意地给予影响的公共政策。”^[5]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认为：“外交政策是把民族国家与其国际环境连接起来的政治”。^[6]同对内政策相比，对外政策同样是形成于一国之内的政策，不同点在于它是指向或应用于国家的外部环境中。

从学科来源的角度讲，外交决策学又是决策科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逐渐出现大型工业企业，有了大量管理实践和决策实践的存在，使管理理论和决策理论的出现成为可能。系统化的管理理论即管理科学是20世纪初才出现，而作为其分支的决策理论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在管理学界流行。决策科学的兴起与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等人的倡导有关，西蒙本人也因其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7]随着研究方法和资料处理手段的更新和进步，决策科学迅速被引入其他学科，包括外交政策研究。

虽然外交决策学也是研究决策活动的规律，但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施奈德认为，与其他类型的决策相比，外交决策10个重要特点：①目标、计划及解释的范围更大；②对象更庞杂并会带来敌意和不满；③需要集中的不同观点更多；④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结果也更难以预测和控制；⑤信息来源更广阔且不可靠，信息分类构成特别问题；⑥相对缺少实验和重复的机会；⑦组织效率和政策后果难以判断；⑧更有必要研究那些无法满足最低要求的选择；⑨判断问题性质所需时间更长；⑩更有可能出现基本价值观的冲突和全面妥协的必要性。^[8]

由于对外政策是决策于国内，实施于国外，因此外交决策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内政治变量，也包括国际政治变量；其内容既涉及政治学又涉及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带有跨学科特点的学科，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