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中东部非洲一批新的领导人陆续上台执政。1986年，穆塞韦尼在乌干达夺取政权，建立以无党政治为特色的“抵运制”；1991年，梅莱斯就任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总统；1993年，厄立特里亚宣告独立，伊萨亚斯出任总统；1994年，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卡加梅上台建立图西族政权；1996年7月，布隆迪发生政变，布约亚政权再度执政。这一系列的变化对中东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地区的形势带来重大影响，致使该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批新兴的领导人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且能牢牢地控制国内局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有意改革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旧的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勤政廉政。其中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以其对非洲问题的深刻认识、显著的政绩以及较广泛的地区影响，成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穆塞韦尼和非洲新一代领导人的治国之道

（一）穆塞韦尼的治国方略

穆塞韦尼执政后建立了独特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制。抵运确立其1984年发表的“十大纲领”为内外政策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1）建立人民民主制度；（2）恢复和保障人身及合法财产的安全；（3）加强民族团结和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4）捍卫和巩固民族独立；（5）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体化的、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6）恢复和改善社会公益设施；（7）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地区；（8）消除腐败和滥用职权；（9）安置无家可归者和改善人民生活；（10）与其它非洲国家携手合作，捍卫非洲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建立混合经济体制。根据“十大纲领”，乌干达实行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政治上，抵运在乌干达实行“运动制”，允许政党存在但严格限制其活动。抵运党禁的主要目的是：“（1）保持一段无党派活动时期以消除昔日政党林立造成的仇视并愈合政党纷争造成的创伤，从而为真正的民族团结打下基础；（2）获得一段时期以建成真正的全国性政权机构，关键是建立全国性的军队和警察、立法机关、民主机构，以利稳定。”^[1]同时抵运提出运动制的主张，认为抵运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实体，它是全体人民的政治组织。抵运要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五级运动体制，即在村、教区、乡、县和地区建立各级抵抗会议和抵抗委员会。运动制的最高级为全国抵抗会议。1992年2月，乌全国五级地方政权选举开始举行。1995年10月，乌新宪法颁布施行，进一步巩固了运动制的法律地位。总而言之，抵运吸收了包括民主党、人大党在内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在实行民族和解、化解部族和宗教矛盾的政策基础上，组成了以抵运为主，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穆塞韦尼将此形象地描述为：“我们与各种各样的人同乘一辆公共汽车，其中有些人我们并不喜欢，但只要他们买了车票，我们就应该耐心地与他们在一起……制订政治纲领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最低纲领，以此作为团结各种力量的基础。”^[2]他认为，“每个非洲人都有权享受民主和尊严。所有非洲政府的权力都应来自人民。我们应该确保人民至高无上的概念。没有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民的责任感，就不可能获得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就不可能获得发展。但是，民主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应由非洲人来决定。有些人企图将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强加于非洲人，这是错误的。我们是采用民主群众运动战略或是采用多党制，应该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3]穆塞韦尼呼吁，“乌干达人的命运已不可逆转地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国，其唯一的希望便寄于团结之中。全国抵抗运动已向所有的对手伸出了和解和友谊之手，让我们一同善意报国。”^[4]

经济上，抵运政府吸取了邻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乌干达国情进行了较为正确的估计，实行稳妥、务实的经济发展政策。穆塞韦尼充分认识到非洲经济落后的严重性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性。他说：“非洲社会不能解决自己的吃饭、穿衣问题，不能利用原材料为自己建造房屋，不能利用原材料生产保卫自己的武器，不能为自己提供药品。总之，靠其它社会的怜悯生存，这种社会无疑陷入了危机之中。”^[5]“经济支配政治，并支配其它一切……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情制定他们的经济计划，我们也必须这样做。”^[6]穆塞韦尼的经济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