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第三条道路”在欧美曾风行一时，似乎西方就将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未来。而在发展中地区，“第三条道路”的大旗也被拉美的一个人高高举起，这个人就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如今，随着右翼势力的崛起，“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受到了挑战，基本上已经偃旗息鼓；在委内瑞拉，2002年4月也发生了推翻查韦斯政权的政变。虽然政变很快被平息下去，但局面已经今非昔比。委内瑞拉的政变同“第三条道路”有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经过这场政变，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还能在委内瑞拉继续下去吗？

一 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

委内瑞拉发生的“4·12”政变是一个有外国背景的、被称之为“新阶级”的新兴企业主精英集团在少数高级将领、私人媒体、天主教会和全国最大工会的支持下发动起来的。政变来势凶猛，但也平息得快，仅48小时危机就基本过去。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政变的矛头显然是对准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的。那么，什么是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呢？

关于这个问题，查韦斯在他的第一次总统演说（1999年）中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计划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国家主义的，我们寻求的是二者之间的中点。在这个点上，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是同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连接在一起的：既有不可或缺的国家，也有可能范围内的市场。”他还多次声明，他“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主义者”，他主张一种“有人性面孔的资本主义”^[2]。所以，在具体政策上，查韦斯一方面扶持小企业，扶持农民；另一方面又照顾资本家的利益，如限制工人的眼前利益，镇压“在财政上对国家不负责任的”罢工，允许资本家辞退孕妇（但要给孕妇6个月的补偿工资）。

尽管如此，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还是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相容的。首先，为了推行“第三条道路”，查韦斯提倡“和平、民主革命”。他一再强调，委内瑞拉的出路只能在于革命，没有别的出路。为此，他提出了玻利瓦尔革命理论、国家主权理论和反对野蛮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他主持制定的《玻利瓦尔宪法》规定，委内瑞拉立国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权利国家”^[3]：这个国家既是享受个人民主权利的，又是保证社会权利的，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国家。这是委内瑞拉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在资产阶级看来，强调社会权利就是限制资本家的权利，损害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其次，在国际上，查韦斯“第三条道路”的根本目标在于“要让委内瑞拉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有能力促进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适当地加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化；主张“在相互合作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查韦斯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譬如，他在恢复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为此而访问了美国的敌人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为维护民族利益，他反对迅速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而同南方共同市场靠近；他不顾美国的压力，同美国所封锁的古巴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同古巴签订了《加拉加斯协定》（2000年10月30日）等。显然，在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是同美国的利益相矛盾的。

总之，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一条介于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条市场经济与国家作用结合、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坚持民族利益并举的道路。虽然查韦斯自己说过，他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布莱尔在英国所推行的模式，但实际上它同布莱尔等西方政治家提倡的“第三条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不像布莱尔那样鼓吹自由化，而是在强调“人道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强调国家的权威，强调反对“华盛顿共识”（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也不像西方“第三条道路”那样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而是主张走“一条经济全球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由此可见，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面对着两个矛盾：一是与国内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企业主阶级的矛盾；二是在与坚持反对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的西方霸权主义政策的矛盾。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这两大矛盾的发展状况决定着国家局势的好坏。委内瑞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