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作为世界主要石油供应来源，在世界大国的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维护石油供应安全的角度来看，大国对中东石油外交的共同特点包括建立防范石油危机的多边机制，缓和可能引发石油危机的地区冲突，与石油输出国构建相互依赖的安全关系等。

一 建立反卡特尔多边机制

1973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团结一致动用石油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发动石油禁运，欧佩克成员国则一同提高石油价格。进口石油的工业发达国家缺乏对策协调和回应手段，一度陷于十分被动境地。这场较量以石油输出国的胜利告终，也凸显了多边机制和集体努力在国际石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即开始筹建发达国家石油进口国的集体安全体系和反石油输出国石油卡特尔的联盟。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积极倡导和外交努力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74年制定了《国际能源计划》，对于反石油输出国战略进行了全面规划，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实现了反卡特尔战略的体制化。《国际能源计划》所体现的基本战略目标是，在发生石油供应中断和价格暴涨的时候，通过集体努力保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石油供应安全，以及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逐渐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为此，该计划主要设计了应急反应和结构调整两套措施。应急反应措施包括在各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和市场情报系统，以便在发生石油危机的情况下共同采取石油消费限制措施，并在成员国因石油供应中断导致石油供应减少7%以上的时候启动“应急分配制度”，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填补供应缺额并实现成员国之间石油储备的共享。为了给欧洲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参与这一计划扫清道路，美国国会和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决定，参加这一计划的美欧公司可以免受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和欧洲共同体《罗马条约》制辖。结构调整措施的内容主要包含在1976年1月国际能源机构通过的《长期合作计划》中，具体包括节能、加快替代能源开发、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效率，以及取消一切妨碍实施这些措施的立法和行政障碍及歧视性做法等。^[1]应当看到，国际能源机构的应急措施和长期结构性措施在实践中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1991年的海湾战争第一次检验了应急措施的效果。当时由于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石油供应中断，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量出现一定数量的短缺，国际石油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能源机构在海湾战争爆发时，启动应急措施，各成员国综合采取动用战略石油储备、限制石油消费和实施燃料转换等多种措施，在15天之内向市场投放的石油相当于250万桶/日，对于迅速平抑油价发挥了显著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节能技术和替代能源开发不断取得进展，低耗油产业获得迅速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耗油率显著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测算，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每实现100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平均消耗的石油数量变化不大。而自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耗油率下降趋势。以1976年与90年代末相比，美国每实现100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平均消耗的石油已从1400桶下降到800桶。^[2]这些情况表明，国际能源计划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二 推动中东阿以和平进程

阿以冲突一直就是影响国际石油供应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1956～1973年的3次阿以战争都不同程度地导致石油供应中断和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特别是1973年中东战争把这种不利影响推向极致，引起主要石油输出国的高度重视。

就美国而言，一方面，无论是从抵御前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需要出发，还是从美国的国内政治需要出发，美国都必须与以色列保持盟友关系，支持以色列的存在和发展，保卫以色列的安全是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美国需要进口的石油却掌握在阿拉伯国家手中，美国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安全，也必须与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阿以冲突的不断发生却常常使美国在中东的这两项战略目标顾此失彼，难以两全，这种状况曾经被美国学者称为“美国难题”。美国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导致其成为1973年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主要目标，使其不得不认真考虑推动阿以之间的和平进程。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通过国务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