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足长远 科学决策

在估计形势、制订短期政策时，眼光要长远些，既要看到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始终抓住中长期繁荣发展的主流。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增长周期，短期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加速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不会逆转。在分析形势、制订政策时，策略上要重视困难，谨慎解决各种新老问题，但战略上要有信心，要看到中国经济中长期繁荣发展的主流。经济的业绩是人们劳动的结果，而人的劳动和经营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信心和情绪，取决于人气，取决于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了信心和人气，就有可能使本来向好的经济变得低靡，使本来就脆弱的市场陷入更加的不景气。

除了信心和积极性、创造性外，中国经济中长期繁荣发展趋势不会因“非典”这样的短期事件而中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深入进行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体制、企业体制和各种要素市场的改革，会进一步释放出内部制度效率；二是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加速增长，会促使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推动消费需求长期快速增长；三是民营经济成长加快，会在强化竞争中全面改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体效率；四是扩大开放促进外贸流量、国际资本流入加速增长，会使内部经济要素在同国际市场连接、整合度提升基础上，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率；五是知识化、信息化程度较高的新型劳动者伍快速扩大，技术流量的倍数增长，会不断增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六是政府体制创新会使宏观调控付出的代价变小，推动宏观决策效率提高。

在面对经济形势的多样变化时，政府政策无疑要与时俱进，要随机应变，要把当前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好。但是，长期有效的政策决不是在一叶障目的同时，就事论事，忙于“救火”，而应当有始终不渝的政策理念，有倾注长期思想智慧的科学决策。

二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产品供给

努力满足国民公共需要，不断增加“公共品”供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政策应加快向公共政策转变。

政府管什么？如何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20多年，政府管的事情包罗万象。这样，老百姓省心了，一切仰仗政府，结果是牺牲了个人、家庭和企业的积极性，损失了效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的20多年，政府直接管的事情少了，大量经济事务决策逐步交给了个人、家庭和企业，老百姓不完全依仗政府了，结果是效率大幅度提高。两个20多年相比，后一个20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前一个20多年快3个百分点。这说明，政府少管反而有效率。但是，少管不是不管，不是“缺位、越位、错位”的管法。

国家现行的政府制度安排依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个安排仍旧没有很好地体现与市场的合理分工，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官员职能和企业经理职能在许多方面是重叠的、交叉的。这种“错位”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政府越位”，官员管了个人、企业和市场愿意且能够管的事，本来应该自由的领域变成了管制领域，结果牺牲了微观效率；二是“政府缺位”，那些个人、企业、市场不愿且无力参与的领域，本来应该由政府管，而政府因在“错位”和“越位”领域分散了精力，没有承担起管理这些领域的责任，结果这些领域成为了短缺领域，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改善的“瓶颈”。

这次“非典”危机充分说明，目前，作为公共物品、公共服务之一的健康卫生服务设施非常短缺，医疗条件差，医务人员不足，医院满足不了国民对医疗卫生日益增长的需要。对此，大家现在已有深刻体会和认识。实际上，其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如学校、养老、失业（特别是非国有经济部门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和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等，都欠很多的账。

每年流向北大、清华等进入各类教育部“工程”的高等学府的财政投入速度，明显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和基础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可见，基础性公共教育相对落后格局的形成，原因不在政府没有钱，而在于花钱不当，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职能不到位。一边是政府花大量钱培养北大、清华生，然后大部分流到国外，一边是农民的孩子想读书却进不了高中，念不了大学！其实，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要比中、西部落后地区一所泥砖砌的山村学校更具竞争力，他们更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