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冷战年代的意识形态之争

在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总摆脱不掉一定形式的意识形态，在制定政策、审视国际活动进程中的各种现象时都会受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与制约。冷战的结束，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事实上，后冷战年代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变得更为宽泛与错综复杂了。

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仍在继续。苏东剧变后，西方某些人曾预言“多米诺骨牌效应”必然也会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但事态的发展与西方所期望的完全相反，中国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顶住国内外种种压力和阻挠坚持下来，打破了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迷梦。鉴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压和敌视。

二是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在世界上到处鼓吹和推行“新帝国主义”的理论与政策，^[1]是导致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因素。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导致世界力量格局严重失衡，形成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美国政府所推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战略目标同世界各民族，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权利发生根本性冲突。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以推行自由、民主为口号，到处干涉别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试图建立美国霸权的一统天下。同美国谋求单极独霸的强权政治与霸权扩张行径相对应的，是全球范围内各国人民求生存、谋发展、维护自我存在价值的斗争。这里既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也有许多大国积极推动的谋求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斗争。

三是在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中，也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史上短暂的“蜜月”。但美国等西方大国实际上并没有把俄罗斯视做西方社会的一员，而是对其时时戒备、处处防范，不断挤压其战略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俄执政集团开始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转向实施“全方位”外交的对外战略，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日渐突出起来。这里，国家和战略利益的不同与冲突，固然是一种根本性的因素，致使他们难以结成持久、牢固的联盟关系；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与差异，显然也是制约他们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影响他们对彼此政策走向的判断和态度。例如，近一个时期以来，围绕俄国内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事态发展，俄与美国及欧盟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的交锋。西方对俄的批评逐步升级，对俄国内的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改革表示质疑；指责俄侵犯“人权”、破坏“民主”和“新闻自由”，在独联体推行扩张政策；甚至提出俄罗斯是否会走回头路的问题。俄则针锋相对，批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干涉俄国内政，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强烈批评美国在独联体国家策划推行“颜色革命”。

四是在大西洋联盟内，美国和欧盟一些国家之间也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在某些领域有时也会发生意见分歧，甚至是尖锐的争吵。人们通常认为，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和共同利益，使美国同欧洲众多国家结成了民主国家共同体。但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它们的战略需求并不完全一致。随着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整个国际形势的演化，欧盟在逐步塑造自己某种不同于美国的特性。就价值取向而言，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欧美之间的五大区别：（1）欧洲人相对而言更加相信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组织和调控能力，对市场的作用持怀疑态度；（2）对技术进步并非持无条件的乐观态度；（3）重视确保福利国家制度，赞同社会各界互相帮助；（4）难以容忍对人行使暴力；（5）希望建立一种多边的、由法律调节的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有效地实行世界范围内的“内政政策”。^[2]以法、德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同美、英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及由此而引发的有关国际关系中“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争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二 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一国之对外政策会时常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随着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