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以苏联国家解体而告终，八年的叶利钦改革以1998年的金融危机作为标志。一句话，都不成功。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是如何认识、评价和反省的呢？

21世纪初，就在俄罗斯改革八年，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不久，一本著名的法国评论杂志《批评》，出版了一期莫斯科特辑，对俄罗斯的改革进行了评论。杂志中的文章大多为俄罗斯学者所撰写。杂志封底是编辑部为推介这本杂志所写的编者按，对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状况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编者按中这样写道：“从前有一个苏联，不管是受奉承还是遭痛恨，那时，它是重要的。现在有一个俄国：有人在意吗？——俄国今天已经降低到像是一幅只不过有两三个特点的图画，钉在一面不显眼的墙上。”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对此发表评论说：“有两件事情对所有的人都变得清楚了。俄国不会在财富和经济力量上‘赶上’西欧，不但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它可能会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不存在脱颖而出的前景。它命定要在很长时期内是一个半边缘国家。”

很多俄罗斯国内的学者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状况的认识与西方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曾经对苏联时期的党和政府都进行过尖锐批判的麦德维杰夫教授，面对解体后迅速衰退的俄罗斯现实无奈地表示：“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在麦德维杰夫教授看来，俄罗斯的这种变化，源头在戈尔巴乔夫那里。

一 “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那么，作为苏联改革当事人的戈尔巴乔夫如今又是如何认识的呢？时隔14年，他面对当今俄罗斯的现实，回顾和思考了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对自己在改革之初力主推行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方针政策有了不同以往的新认识。前不久，戈尔巴乔夫分别在接受中国《光明日报》记者杨政和香港凤凰卫视记者赵一力的采访时，讲了一些发自肺腑的话，真实地反映出他面对俄罗斯现实所做出的悔悟。在谈到苏联的改革时，戈尔巴乔夫认为问题出在仓促上马和操之过急。当赵一力问他，在苏联主政的六年间，自己所犯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时，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最大错误在于，太晚开始改革及重建苏联共产党。因为反对改革的声音一开始就来自党内，因此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压力。共产党在苏联是独占政权的力量，进而成为国家的代称。我实施的直接开放步伐实在太快了，无论在宗教、文化，还是在民主方面。权力分散是必需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会无法跟上。在苏联有官僚体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调整，因为有许多来自官僚体制的阻碍。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党内的机制失去控制，他们趁机各自营私，那是最大的错误。”

在同杨政谈话时，戈氏更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这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完全正确。”在提到“民主化”时，他说：“曾经有中国记者问我，说我是否认为我们应该将民主化方式应用在中国。我回答说，你们要持续改革，你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国家，你们应该很有自信，你们的人民很聪明，我不认为我应该给你们改革的建议。”“俄中都面临克服贫困问题。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从上述话语中，可以看出，在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深处事实上不得不承认他“新思维”所鼓吹的“西方民主”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不得不承认西方的那一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