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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罗波夫年”与“戈尔巴乔夫时代” 改革与反腐败

    作者:马维先 出版时间:2007年03月
    摘要:尤•安德罗波夫和米•戈尔巴乔夫都是苏联历史上以改革闻名的最高领导者,执政期间两位领导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腐败和改革运动,但是由于两者的执政思想迥异,反腐和改革取得的结果也大不相同。通过对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反腐败比较,我们得出的结论:反腐败要坚决、果断,而改革则需“渐进”和“谨慎”。

    在苏联历史上,尤·安德罗波夫和米·戈尔巴乔夫都是以改革闻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他们执政时期,都开展了反腐败运动。安德罗波夫执政只有短短15个月,但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深受民众欢迎,被称为“安德罗波夫革命”,他执政时期被称为“安德罗波夫年”;戈尔巴乔夫执政近七年,他所进行的改革规模,包括改革中对苏联腐败的冲击,都是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无法相比的。但是,戈氏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安德罗波夫迥异,因而他所领导的改革和反腐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一 安德罗波夫年

    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当选为苏共总书记,1984年2月病逝。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改革措施,向腐败官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一度为苏联的振兴带来希望。

    1.改革措施

    为改善经济形势,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立即开展了一场整顿秩序和生产纪律的运动。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是改革的起点,不这样做,就不可能释放社会政治体制所蕴涵的经济发展潜力。整顿秩序和生产纪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83年第一季度,生产增长了6%;该年国民收入增长3.1%,工业生产增长4%。但安德罗波夫清楚,整顿纪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必须在经济领域采取根本的措施,首先是改革生产管理。他准备更新整个经济机制,扩大企业和工人集体的自主权。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发展工业部门和提高劳动集体作用的决议。安德罗波夫还提出了经济领域部分地分散权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弱化行政命令、将劳动人民和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生产效益密切挂钩而同时又不改变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任务。安德罗波夫认为,经济改革必须谨慎。为准备经济改革,安德罗波夫批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为此,苏共中央成立了由Н.И.雷日科夫负责的专门的经济部。

    与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在安德罗波夫改革日程中排在第二位。根据安德罗波夫的意见,首先应改革工业和农业,取得一定成效后再着手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必须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即不应违背苏联国家利益,有利于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对于顾问提出的“加速改革”,特别是“加速民主化进程”的建议,安德罗波夫的答复是“首先还是要解决好人们的吃穿问题”。[1]虽然他在任时没有来得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他采取的某些措施,比如加强苏共中央工作透明度,深受群众欢迎。他上任后,定期向社会通报苏共中央政治局活动情况。每周发布一次的《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通报,经安德罗波夫批准,公布经济犯罪活动情况等。

    为顺利推进渐进和谨慎的改革,安德罗波夫组建了可以担负改革任务的领导集体。在他执政期间,由地方调到中央的一批干部,包括М.С.戈尔巴乔夫、Е.К.利加乔夫、В.И.沃罗特尼科夫、Н.И.雷日科夫、Г.А.阿利耶夫等,成为改革的依靠力量。安德罗波夫对负责改革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的挑选非常谨慎。安德罗波夫生前曾拒绝戈尔巴乔夫极力推荐的苏联驻加拿大大使A.H.雅科夫列夫在改革思想和理论方面提供服务,理由是“他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时间太长”。[2]

    2.反腐败——“安德罗波夫年”的亮点

    安德罗波夫上任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是“安德罗波夫年”的最大亮点。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官职等级名录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苏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以特权阶层为根基的苏联特色的腐败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执政的苏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由于勃列日涅夫和他领导的政治局是腐败的最大策源地,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反腐败措施,解决苏联腐败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廉洁著称的安德罗波夫身上。

    实际上,早在勃列日涅夫在世时,安德罗波夫就试图利用他掌握的克格勃大权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展打击腐败分子的行动,并在阿塞拜疆取得成功(该共和国卖官鬻爵成风,领导人被撤换)。腐败势力的保护伞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打击和惩治腐败官僚的行动更是如鱼得水。他执政后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揭露、调查或处理的一大批腐败案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特别是“乌兹别克案”、“棉花案”、“梅杜诺夫——晓洛科夫案”等大案要案。

    “乌兹别克案”。所谓“乌兹别克案”泛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