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改革”年代，尽管不同派别的作家对“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普遍比较关心政治，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有的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甚至从政。文学界的两大派，即自由派（或称民主派）和传统派（自称爱国者），曾在对“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苏维埃时代的评价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但到“改革”后期，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其热情有所减退，情绪发生变化，某些人进行了反思。现着重就苏联解体后最初10年的情况做一回顾。

一 自由派作家的失望和消沉

苏联的解体无论对传统派作家还是对自由派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巨大震动。传统派作家眼见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十分痛心和悲愤；而自由派作家普遍出现消极情绪，有的人转而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总的说来，整个作家队伍的情绪低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新当局不讲民主和进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使人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首先，是因为新的当权者在进行各项改革时，根本不关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文学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听任它的摆布，而当局不闻不问。两派作家都认为这样下去会使文化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次，作家们觉得苏联解体后仍然没有真正获得他们珍视的创作自由。许多人发现，如今虽然没有了政治审查，但是出现了“市场的审查”，而且这种“市场的审查”比过去的政治审查更加严格，更加冷酷无情，凡是不合市场要求的作品都在被排除之列。在这个问题上，两大派作家的意见相一致。文学的市场化，使作家像当年列宁所说的那样，被迫重新“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他们不仅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且生活也失去了可靠的保障。还有一个原因，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大国，在苏维埃时代更成为超级大国。作家当中尽管有人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但多数人都有一种“大国意识”和“强国情结”。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普遍有一种失落感，民族自尊心强者甚至有一种屈辱感。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苏联解体后在整个文学界看不到欣喜和欢快的表现，笼罩着一种灰心失望和惴惴不安的气氛。当然，这并不排除作家们由于某种原因在短时间内有感情的勃发。例如，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两大派作家曾一度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但面对现实，热情都很快冷却下来。

自由派作家大都怀着沮丧的心情迎接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著名小说家格拉宁看到这种情形，在1992年元旦发表题为《灰心丧气是很不应该的》一文，给大家打气。著名剧作家格利曼用酸溜溜的语气在新年祝词中祝贺大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1]著名小说家伊斯坎德尔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不久前所企望的，甚至说现在的“自由生活”非常困难，要比坐牢可怕得多。^[2]《旗》杂志主编巴克拉诺夫和《十月》杂志主编阿纳尼耶夫深为其刊物的命运担忧，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自由派作家中有较强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为失去“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祖国”而感到痛苦，如诗人奇奇巴宾写了《哭失去的祖国》一诗来抒发他内心的悲愤。翻阅这个时期的文学报刊，可以说看不到一篇为发生的事变而欢呼的文字。这很能说明问题。

自由派作家中的有识之士早在“改革”后期就发现形势不妙，政治热情开始减退，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两人有不少共同点，都是老自由派，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纲领和方针，一度表现得甚为积极并曾受到重用；但到“改革”后期，他们发现国家陷入了全面危机，思想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后两人都忧心如焚。拉克申说他“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觉得有人要把俄罗斯及其历史和文化埋葬掉；^[3]杰德科夫则表示“不做恢复资本主义过程的参与者”，拒绝与新的当权者合作，与过去的自由派朋友断绝了来往，最后两人都因内心极端苦闷郁郁而终。

自由派作家当中有些人过去由于对苏维埃制度有诸多不满而渴望变革，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并表示支持，但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最后因失望而在思想上出现危机，康德拉季耶夫是这类人的代表。这位小说家在苏维埃时代是一个“内心的反对派”，他欢迎和支持“改革”，一时相当活跃，但到“改革”后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