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频繁发生危机。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前后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危机；第二次是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频发”现象是拉美地区的独特现象，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拉美国家在这个阶段遇到的各种难题与挑战（如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分化、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的调整、金融体系的脆弱、多种外部因素的冲击等）显然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对待。但是，这些难题与挑战并不必然会演变成危机，因而不能把拉美这种“危机频发”现象简单地概括为某种普遍规律。

由于各种统计数据来源不同和采用的美元汇率不同，拉美国家究竟何时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没有统一的说法。国内学者在2004年提出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有先有后，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另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9年拉美地区人均GDP达到3800美元（按1995年美元汇率换算，显然被高估）。^[1]因此，我们把拉美国家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过渡期大体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的35年左右。下面，我们依次分析一下上述三次危机的前因后果。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后期，普遍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的趋势。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无疑对拉美地区的社会冲突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进入60年代后，一场社会政治危机全面爆发：工人罢工，农民夺地，市民抗议；左翼政党在部分国家大选中获胜；学术界提出激进的“依附理论”，批判主流经济学——拉美结构主义；特别是城、乡游击队的武装活动此起彼伏，持续十多年，深深震撼了整个拉美大陆。

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持续较高增长，是其发展史上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这场危机因何而起？关键因素是社会分化。拉美国家从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占有极度不公、等级森严的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继续采取忽视社会公平的政策，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1970年前后拉美十个主要国家的基尼系数，除阿根廷为0.44外，其余九国都在0.48～0.66之间；同期十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占家庭总数40%，处于极端贫困的占19%。^[2]连当时拉美最知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也承认：“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3]。70年代国际上关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说法首先是针对拉美地区提出来的。

拉美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美国政府虽然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古巴“输出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渗透”，但内心也明白危机的根源所在。肯尼迪政府决定在拉美推行“争取进步联盟”计划，1961～1970年，美国通过多种渠道向拉美提供的资金支持超过127亿美元；在《埃斯特角宪章》中，美国还敦促拉美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改善收入分配，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拉美国家则从1963年（厄瓜多尔）、1964年（巴西）开始掀起一股席卷整个地区的右翼军事政变浪潮。这批军人政权在残酷镇压激进势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同时，都注重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巴西还出现“经济奇迹”。但是，拉美地区60年代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社会发展却成效不大。可以说，这场危机主要是通过军人独裁与军事镇压到70年代中期才基本缓和下来。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60年代前半期，即这场危机在拉美普遍爆发的时候，即便根据最乐观的统计，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拉美国家不过1～2个，而多数统计资料则表明一个也没有。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后社会就进入矛盾高发期，甚至爆发社会危机，是普遍规律。这种说法显然缺乏科学依据。至少对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上述危机不是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而是在此之前。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失衡，因而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调整，以防社会冲突激化。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社会矛盾激化绝不会都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量化”指标为指示器；社会冲突也不会因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自动化解。

第二场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