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法治”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而苦苦求索的事业。110年前，“戊戌变法”甫登上舞台便匆匆谢幕；100年前，《钦定宪法大纲》——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正式颁布，但未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清廷；89年前，“五四运动”在将中华民族领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救亡图存与振兴富强之路；54年前，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法治之路；30年前，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这一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掀开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也是法治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2008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是北京奥运会这一“改革开放里程碑”的举办之年，亦是“神舟七号”上天凸显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年。这一年对于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中国法治建设来说，无疑都蕴含着厚重历史感，激发着民族自豪感，从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3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中，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始终贯穿其间的鲜明主题。对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一国法律制度的展开而言，过去的30年并不漫长，在悠久绵长的历史长河中，仅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中国的法治发展而言，这30年却是一个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基于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在刚刚走过的这个30年的“瞬间”中，中国法治事业实现了以往或许需要更为漫长的时期才可能完成的转型，积淀了丰富而宝贵的成就与经验。

尽管30年法治实践的进程迂回曲折，但无疑所取得的成就是斐然的。法治的变迁在与改革的相伴前行中愈发鲜动，法治的脉搏在改革的风雨洗礼下愈发强劲。在宪法这一事关国家大体的“鸿篇巨制”的制定和修改活动中，突出着对法治、秩序、民主和权利的崇尚；在行政法治的推动中，体现着对“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的追求；在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等紧系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的法律制度中，闪动着民意的光芒；在刑法和诉讼法的修改以及司法改革的推进中，抒发着对于生命权和人身权的尊崇、对正义的执著；在法律援助和公益法律活动的开展中，充满着对公正公平的欲求与对权利救济的渴望。可以说，过去的30年，是中国法治全面发展的30年；并且，中国将在法治的道路上坚定地继续前行。

一 3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回顾

以一些标志性事件为分界点，根据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任务、所体现出的特点，可以将中国法治3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区分为法制的恢复和重建、法治的发展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四个前后相承的阶段。

（一）法制的恢复和重建：“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2年12月《宪法》颁布

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解放思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将民主法制建设提到崭新的高度，在新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时期法制建设开端最明显的标志是1979年的大规模立法。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64号文件）指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标志。64号文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法院、检察院、公安、安全和司法行政等机构以及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得到恢复和重建。1980年1月，中央恢复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1982年7月，中国法学会成立。

新时期法制建设开端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审判林彪、江青两个集团。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两个集团的主犯进行公开审判。两案的审判给“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对中国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二）法治的发展和推进：“八二宪法”颁布至1992年十四大召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