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一个月，经过两个星期漫长和戏剧性的会议，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落下帷幕，在全球空前的关注下，意愿疲弱的《哥本哈根协议》意外搁浅，留下了法律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的谈判结果，以及未来对谈判制度、真实的减排意愿和民意政治的漫长思考。

一 气候谈判：从巴厘到哥本哈根

对哥本哈根的期待自2005年始^[1]，期待保障人类气候安全的政策能够从此迈出一大步。正在履约期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就要结束，这个全球第一份旨在保护气候的议定书规定，除美国以外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排5.2%，这些国家^[2]的总排放量刚刚超过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而相比于《京都议定书》达成协议的1997年，全球排放量至今又增长了20%。

这轮谈判伊始，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减排责任成为焦点。从蒙特利尔的双轨制，到内罗毕的第九条审评，再到巴厘岛正式启动双轨谈判，几乎每年的焦点都是发达国家试图越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屏障，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埋下的伏笔带出，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后全球气候制度中的实质参与设置合法的程序。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全球在气候相关方面的2300多名权威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发布了第四份《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动，全球到本世纪末的平均升温将有可能达到6.4摄氏度。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未来在全球排放中的地位以及责任。

报告指出，全球从现在到2030年，由于能源利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45%～110%，其中增量的2/3到3/4将源自发展中国家。因此，科学家建议发达国家2020年需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而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在常规情景下实现排放量的显著减少。不仅如此，全球排放还要在未来5～10年内达到峰值，并逐步递减，到2050年全球需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方能有较大机会将本世纪末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就意味着，加上对人口增长的预测，届时全球的人均排放量必须控制在两吨CO₂以内。^[3]

这份报告发布的当年震惊世界，气候变化从此走上国际社会的主流舞台，同年，《巴厘行动计划》应运而生。这份文件除了为美国的参与留下了通道和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同意做出有条件的贡献。“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在发达国家可测、可报、可证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帮助下，执行可测、可报、可证的符合国情的减缓行动。”从此，可测、可报、可证的“三可”和其英文缩写“MRV”成为谈判中新的术语。

巴厘气候谈判的成功，曾被誉为“多边政治难得的胜利”。因为，世界迫切需要一份新的协议来保护日益危急的全球气候，有了巴厘路线图，接下来的谈判寄希望于2008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参与对于欧盟、伞形集团^[4]的其他成员，以及发展中国家都至关重要。人们期望，新总统会在上任后的一年时间内，动员参众两院通过相关的气候法案，经过国内立法在先、国际承诺随后的路径，避免之前克林顿政府曾经犯过的做出了国际承诺而国内不能立法通过的错误。

因此，巴厘谈判之后的2008年底波兹南谈判进展异常缓慢，世界在等待和观望。

从巴厘到哥本哈根，一些全球大事陆续发生，或与气候相关，或并不直接相关，但随着气候问题的主流化，它们互相之间开始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7～2008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稳步上升，总量至2009年末已接近世界第二；全球爆发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财政告急，拯救经济在政府和公众议程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2009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目标是美国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5]，以及通过排放贸易来实现目标的相应内容。类似法案在参议院却因奥巴马上任最重头戏的全民医保法案受阻而不得上位。金融危机中，中国财政的良好状况受到全球瞩目，中国被期待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金融危机和美国参议院的气候立法进程等大背景导致各国政府对2009年缔约国大会的期望值一再降低，这与因科学警示而激发的民意形成对比。在经过许多轮的双边和多边磋商之后，妥协的结果是，各国需在2009年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