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限塑令”^[1]颁布后的第二年。在这一年里，为了完善政策并提升其效果，各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行动。例如，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议案，政府部门多次组织监督检查活动，媒体和公益组织合作举办论坛研讨，民间研究者也坚持调研和向政府建言。在这个过程中，“限塑令”的问题进一步显露出来。对该政策，应当通过分析和评估，予以完善并深入推进。

一 塑料袋收费政策取得部分成功

1.“有偿使用”制度对减少中国塑料购物袋消耗已经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9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从2008年6月1日推行以来，全国超市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2/3左右，减少塑料消耗约27万吨，每年可节约石油240万～3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760万～960万吨。^[2]

对这一公共环境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取得成就的原因，官员和专家经常使用的解释为“经济杠杆”，即显性化的塑料袋成本抑制了对此物品的购买需求。我们认为，在“经济杠杆”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

首先，认为购买塑料袋会付出更高代价主要是一种心理作用。正如官员和专家们都强调过的，收费只是将塑料袋成本显性化。由于大部分商家在“限塑令”生效后都坚持以成本价或略高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塑料袋，因此显性化后的塑料袋成本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在短期内，消费者，特别是收入较高的消费者通过减少塑料袋消费减少开支的原因主要是心理上的。考虑到塑料袋本来就是一种低价商品，这种心理原因就更为明显。

其次，“限塑令”的出台在短时间内发出了一种集中而广泛的“减塑”激励信号。这种激励除了上文所说的心理上的“经济杠杆”外，还包括对塑料袋环境影响的一次知识普及和环保意识提醒。除了政策实施初期的媒体宣传外，消费者身边的超市、卖场、农贸市场都通过“收费”这一动作提醒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

再次，“限塑令”通过缔造“公共信息”，实现了商家的统一行动。从实施结果看，超市、卖场比集贸市场、个体商店、小商小贩更能够落实塑料袋“明码标价，分开计收”的政策，是由其经营特点所决定的。根据民间研究者的总结，这些特点包括集约化管理经营、固定的商品价格、商品对塑料袋盛装的依赖性低等。其实，这些特点在“限塑令”颁布和施行之前是已经存在的，那为何这些商家没有主动地对塑料袋进行收费呢？事实上，除极少数居于垄断地位的商家如宜家家居敢于率先销售塑料袋外，没有哪家一般的超市连锁企业敢自行迈出这一步。笔者认为，这就是一种“囚徒困境”的表现。收费——不管有没有“二次收费”，是不是“隐性”变“显性”——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因为并非所有消费者都很有环保意识，并非所有消费者能够想清楚“羊毛本来出在羊身上”的道理，所以商家都不愿意先走这一步，以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限塑令”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种谁都不愿先采取行动的格局，因为它为所有有条件进行“明码标价，分开计收”的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公共信息”：2008年6月1日这天开始统一行动，从而使得所有有条件的商家就都可以放下顾虑去行动。可见，“限塑令”在推行塑料袋收费上实际是一个非常“经济”的政策，政府并没有什么投入，仅靠发布一个“公共信息”就使得有条件的商家能在短期内一起行动，公众也能够配合。这个成功经验是最值得汲取的。

2.“有偿使用”的效力减退

然而，阶段性的胜利却不能消除人们对塑料袋收费政策未来走向的隐忧，短期的成功也不能保证政策效果的长期延续。从目前的形势看，“限塑令”在“有偿使用”制度方面正面临“失去阵地”的危险。

首先，超市、卖场的执行率在下降。根据民间研究者对全国6个城市的调研，由于有不少中小型的超市已经不再执行塑料袋“有偿使用”的政策，属于超市、卖场类型的商品零售业的整体执行率大都降到了90%以下，兰州和哈尔滨两地甚至不足80%。各地媒体也不断有“商家破坏游戏规则，不执行收费政策”的报道。

其次，“习惯”于购买塑料袋的消费者正在增加，塑料袋购买量也在增加。各地媒体都有类似的观察结论。2009年初有河北媒体曾报道“在‘限塑令’执行得最好的大型超市，塑料袋的使用量也有所‘反弹’。很多市民开始习惯了花钱买塑料袋。现在除一些老人会自带购物袋外，大多数中青年消费者都是掏钱购买塑料袋